民主运作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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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可能以为，基于四要件法制的民主运作就是想怎样怎样，好像是有很多个选项等着大家去选。实际上这就像普通人买车买房一样，大家口袋里虽然有钱，但是真正和预算匹配的也就那么几样。并不是想怎样运作就怎样运作的。如果那样的话，就更类似真皇帝的主动让权或者外部政权的主动扶持了，类似日本、德国都是这种。哪怕是习近平也只是称帝，并不是真皇帝，他虽然很想把中国变成俄罗斯或者朝鲜，但是他也没能干成。（详见《为什么完全照搬其他国家的民主制度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尤其是在中国有深厚的帝制文化，保守派势力也很强大，又要确保四要件法制，尤其是确保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民主运作的空间其实更窄。这种情况就很讲究以尽可能小的变动尽可能小的代价去实现民主法制。例如我们此前强调《缩短改革派和保守派轮换的时间是长期有效的反帝措施》，因此提出了错峰换届这一制度再配合副职选拔与主职平稳交接（详见《未来三年反帝党高层人事运作计划建议》）。因为历史上曾经有过实践，只是没能形成制度，所以这一制度的阻力还是相对较小的。不过即使是这样，也是需要反帝党的艰苦斗争的。如果说照搬美国的中期选举制度。那么在中国来说就是党大会和两会错开。不再是前后间隔不到半年，而是每届前后间隔2-3年。这种制度会打乱现在的五年计划，因为目前的制度就是党大会制定计划，两会通过计划，前后间隔不到半年。光这一点就会有很大的阻力了。另一个潜在的争议是可能会弱化党对人大的领导。这些争议会导致这一改革陷入难产。而如果付出巨大代价去实现这一改革的话，一方面会有一定风险，另一方面效果也和错峰换届是一样的。

纵观全球历史，因为各国的实际情况不同，民主运作中的选择其实都不多，执意超出自身运作能力去进行激进改革的，下场都不好。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就是爱新觉罗·载湉的百日维新了。

就美国而言，它之所以选择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描述的三权分立制度，那是因为美国的独立战争是在1775年-1783年打的，而法国在1778年正式参战支持美国。1754年去世的孟德斯鸠是法国的贵族，男爵，在法国地位崇高。美国在这种情况就成了孟德斯鸠所描绘制度的第一个试验品（第二个是西非的利比里亚）。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去选择英国的制度，同时当时的美国本身又是蓄奴的，是很右的，所以法国的其他民主人士所描绘的制度也不可能去选（比如卢梭），那么就只能选孟德斯鸠。

而且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明确断言，共和制只适合领土狭小的国家（如古希腊城邦或瑞士）。所以当时反联邦党人就认为北美十三州领土太广，建立统一的联邦共和国注定失败。但其实北美十三州领土虽然更广，但人口只有四百多万，所以其实是可以的。但美国领土扩张、人口增长之后也确实爆发了南北战争。此前也说过，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和建国时的美国其实已经很不一样了。

总之各国都是这样一步步走出来的。可以学习，很难照搬。如果说非要抛弃正常的基于四要件法制的民主运作，执意期待某个强大势力在夺取政权之后，又从绝对的威权转向，主动将权力交还给普通民众，建立民主国家。有这种好运气的国家并不多。尤其是中国浓厚的帝制文化背景使得立宪与君主之间天然地存在着内在的紧张与深刻的冲突。这一点阙光联的《君主立宪在近代中国何以不可能》有明确的阐述。同时，中国庞大的体量也让外部势力忌惮。因此，就中国的实际国情来说，我们不能对此有任何幻想。任何鼓吹此种模式的，多数都是保皇党，少数是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