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始终以反帝党、保皇党和极右翼为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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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用西方的政党叙事去理解中国的政治斗争，将目前中国共产党内部分为各种派系，这样的分类方法会导致你在政治判断上频频出错。而如果你掌握反帝党、保皇党和极右翼这个主线，即使从公开信息亦可大致判断当前局势。
首先，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在十五省已经宣布独立，满清必然被推翻的情况下，孙中山等第一代反帝党人错误地和袁世凯结盟，让袁世凯等保皇党窃取了辛亥革命的革命果实，甚至出现了复辟的闹剧。中国则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和内乱。国民党在1927年发动对左派的清党运动后从右派政党蜕化为一个极右翼政党，以至于后期出现了保皇党，代表民主法制的宪政迟迟未落实。宋庆龄是当时国民党中反帝党的核心人物。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统治最终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故意制造台湾问题，并窃取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革命果实，宪政仍然未落实，人大长期不召开，违反乃至颠覆宪法秩序的事件时有发生。毛泽东公然称帝，并对高岗等反帝党屡次发动肃反运动，导致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极右翼进入高层。在1957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反帝党在力量上退居为第三位，而前两派分别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保皇党和极右翼势力。毛泽东主导的保皇党在1957年至1961年搞了大跃进，造成了上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以周恩来为首的第一代反帝党和邓小平等极右翼势力联合组织了强有力的抵抗力量，从1958年开始逐步将毛泽东架空，并在1959年将毛泽东的国家主席职位剥夺，在1962年主持了七千人大会，全面批判了毛泽东的一系列错误，还在会中出现了“打倒毛泽东”的标语。可是在毛泽东表示认错后，反帝党担忧极右翼势力，并没有将其彻底立即赶下台。在1962年后，以周恩来为首的第一代反帝党又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保皇党联合发动了针对极右翼势力的四清运动。 1963年5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前十条”，为运动奠定了初期基调。虽然该运动途中又被邓小平等极右翼势力利用，出现了“后十条”，并造成了大量死亡，但最终仍将极右翼势力大幅削弱。
在反帝党时隔十余年后重获优势地位之时，毛泽东和江青等四人帮团伙在1966年悍然发动文化大革命，再次夺权，在将极右翼势力彻底铲除的同时，也将彭德怀等反帝党的核心人物大部分迫害致死。各种称帝活动随后达到了新的巅峰。毛泽东亦成为辛亥革命后首个在生前未被推翻的皇帝。周恩来在此期间保护了在建国时已为正部级干部、但此后长期备受打压的胡耀邦，并提拔了华国锋。代表反帝党中保守派的华国锋此后获得军方的支持，成为接班人。
在1976年毛泽东死后，华国锋等人将保皇党中的核心人物，四人帮集团，以武力形式直接剿灭。华国锋陈云等人在此后基本肃清了保皇党。从此之后直到90年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长达近二十年没有保皇党的时期。这段时间虽然中国共产党党内仍有不同的派系。可是这些派系之间的主要争议是左右之争，此外还有一部分人希望保留一些特权，但并没有人希望回到那个有皇帝的时代。这段时间的政治斗争主线是是否要根除保皇党的生存空间，据此可以划分为改革派、保守派和极右翼势力。
由于毛泽东长期被视为左派的标志性人物，在保皇党被肃清后，出现了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华国锋因此提出“两个凡是”。邓小平主导了对华国锋所谓个人崇拜的批判。由于其相对保守的作风，华国锋在党内外的广泛压力下逐步失去权力。在胡耀邦和赵紫阳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的职位后，邓小平在1980年底主导了对华国锋的批斗会，逼迫华国锋辞去仅剩的中央军委主席，并由其自己接任。
胡耀邦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并在随后为保皇党设置了一系列制度性障碍。赵紫阳和朱镕基主导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邓小平通过反对宪政、有选择性地大力支持部分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政策，使得改革出现冒进，并严重激化了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并造成了大量损失。
在第二代反帝党领袖胡耀邦疑因台湾问题下台，并在1989年意外去世后，邓小平策划了六四事件，剥夺了时任总书记赵紫阳的职位。但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一致压力下，邓小平辞去了所有职位。随后保守派主导了局势，但改革派的势力仍然很大，在1990年主导了中国证券市场改革。
1992年，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于文革后首次将极右翼的影响几乎消除之时，改革派错误地和邓小平再次结盟，让其借机短暂夺取了权力，并成功篡夺了自文革以来反帝党制度建设的革命果实，实际上塑造了中国此后的国家治理体系。
此后，虽然改革派在短期内确实取得了优势，但由于实际长期执行极右翼政策，中国共产党再次出现了保皇党，或者说那时还不是保皇党，而是希望拥护出一个皇帝的派系。这些人里有据可查的最早的就是温家宝。温家宝早年被胡耀邦赏识，后来又做了总书记赵紫阳的中办主任，所以他按理说是团派的人。可是在六四事件中他又背叛了赵紫阳，和赵紫阳划清了界限。他此后又投靠江派，帮江派做了很多事情，但江派也并不完全信任他。同时他行事专断独裁，在党内又得罪了很多人，政治世家的各种派系、极左派、地方势力，他都得罪了个遍。像他这种得罪了党内几乎所有派系又有大量把柄的人来说，合理猜测其原因可能是想扶持一个皇帝以保住其自身非法利益。温家宝早年和习仲勋有密切关系，所以在他从那时就开始扶持习近平上位，亲自帮他肃清政敌乃至权力稍大的下属，还拆除了众多阻碍他夺权称帝的关键障碍。之前在《你所不知道的保皇党-温家宝》中有详细介绍。https://qingnianduzhe.wixsite.com/youthreader/post/%E4%BD%A0%E6%89%80%E4%B8%8D%E7%9F%A5%E9%81%93%E7%9A%84%E4%BF%9D%E7%9A%87%E5%85%9A-%E6%B8%A9%E5%AE%B6%E5%AE%9D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自己想当皇帝取而代之的，保皇党要扶持一个皇帝出来，首先也需要这个人确实是想当皇帝，保皇党不可能去扶持不想当皇帝的人。因为死硬保皇党犯的事通常很重，只有皇帝能保住他们的非法利益，一般的政治家保不了。没犯什么事只是得罪人的话，法制即保障其合法权益。而温家宝选择了习近平也体现其过人的眼光，因为那时很多人都还不知道习近平的皇权思维如此之重。
当然，温家宝除了习近平，还物色了另一个人物，孙政才，做预备。可这人在2017年的时候被处理了，官方的处理公告也暗示，这人的风格也和习近平是类似的，同样遭到党内一致唾弃。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9/29/c_1121747644.htm
而从90年代开始，因为问题的累积和长期未被处理，保皇党就越来越多，如江泽民也在其任期末加入了保皇党，并成为了核心人物（详见《江泽民去世是2022年新冠管控解封的直接原因》）。第三代反帝党领袖胡锦涛在任十年未能彻底扭转这一趋势。以至于到了2012年的时候保皇党可以直接对政治局委员发动大规模造谣，并将薄熙来、令计划等人以新四人帮的名义抓捕，声称他们希望捧出个皇帝。可是广为流传的消息又存在大量前后矛盾的内容，这一点在《319政变是明显的造谣》。https://qingnianduzhe.wixsite.com/youthreader/post/319%E6%94%BF%E5%8F%98%E6%98%AF%E6%98%8E%E6%98%BE%E7%9A%84%E9%80%A0%E8%B0%A3
在保皇党的强大压力下，反帝党出现了分裂，很多人向保皇党靠拢。到了2017年习近平修宪前，中国共产党党内公开反对保皇党的声音就只剩三派了，团派，部分政治世家和极右翼。随后的一个关键事件是2018年2月28日陈毅之子陈小鲁疑似被害。紧接着习近平在2018年3月修宪成功，反帝党集体嘘声。在2020年疫情之初，反帝党曾经短暂兴起，其中的带头人是任志强，其发表了著名的“习近平就像一个被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的文章。可随后很快随着疫情封控的强化被镇压。任志强本人亦被判刑。
习近平一派也出现了分裂。因保皇党长期将习近平塑造为改革派的形象，因此有很多习近平派系的人开始并不知道习近平是保皇党。较早反应过来的是王岐山。根据蔡霞的消息：“北京的一位前官员告诉我，当时作为七常委之一、作为习的长期盟友的王岐山，曾向朋友抱怨，习和其他常委的关系已是‘君臣关系’。”而王岐山的下属亦被大规模清洗。
此后的两年，保皇党的势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反帝党的核心成员出现了生存危机。在公开消息中最容易体现的就是古代宦官的名声突然大幅反转，士大夫却被批斗，甚至袁世凯的风评都开始好转。这些都是保皇党在刻意操纵歪曲舆论，颠倒黑白。
第四代反帝党领袖李克强在2022年8月中公开喊出“长江黄河不会倒流”的口号，反帝党再次抬头。在2022年10月发生了著名的胡锦涛被强行拉出会场事件。在民间又出现了彭立发和白纸运动。这些运动在保皇党核心人物江泽民去世后终结了新冠封控。而在新冠封控结束后，反帝党的力量不断壮大，李克强在卸任后仍然四处活动，于2023年8月30日在甘肃露面。在一个多月后疑被习近平暗杀。可与此同时，原先的保皇党也在不断加入反帝党。如在2023年2月27日，秦刚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会议上表示，各国历史文化传统、具体国情、人民诉求千差万别，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人权保障模式。这位原先习近平提拔的红人公开反对习近平定于一尊，此后被降级雪藏，但其发言至今（2026年5月）仍挂在外交部官网上。https://www.fmprc.gov.cn/wjbzhd/202302/t20230228_11032387.shtml
在不断的交锋中，反帝党的势力在2024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习近平下台逐步成为党内共识。在二十届三中全会期间，2024年7月15日发表的《改革家习近平》万字长文，突然在一天后从官网上消失，媒体引述原文的相关链接亦变成同日发表的另一篇习近平序言。胡春华和习近平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分组会议上并排坐。公报措辞也大幅削弱了和习近平有关的词汇。此后“习核心”“习思想”等象征习近平最高权柄的语汇在党媒中曝光率锐减。同时中央军委开始出现异动，习近平在军中的亲信不断被调查。
在此前后，一个新的变化是，在习近平的不断清洗中，围绕习近平的派系感到危机，纷纷与习近平切割，分裂成了两块。一部分加入了反帝党，如李强、赵乐际等人，一部分则围绕张又侠重新驻扎，希望扶持张又侠当皇帝。随着温家宝在2025年左右跳反张又侠，新保皇党基本承接了原先围绕习近平的死硬保皇党的大部分势力。这一点在《张又侠是俄乌战争的核心支持者》中介绍过。
反帝党的势力在2025年10月二十大四中全会后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胡春华11月7日在人民日报就二十届四中全会发文，发文顺序为党内第六位，结合习近平则为第七位，暗示其重新入常已成反保皇党共识，来自新保皇党和极右翼的阻挠使得让习近平在2028年正常卸任成为临时共识。https://m.creaders.net/news/page/1359780
习近平则在大会开完后，自2025年11月开始，直到2026年4月底，长达半年的时间没有离开北京。外界普遍质疑其由于害怕被杀，不敢离开北京。目前从习近平的活动范围即可看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保皇党仅剩北京、雄安、上海三地，而主要支持者仅剩核心江派。https://www.ntdtv.com/b5/2026/03/22/a104078769.html
但与此同时，新保皇党亦蠢蠢欲动，不断壮大。此外极右翼势力也蠢蠢欲动，时而支持保皇党，时而支持反帝党。由于习近平还没有下台，仍有一定力量，反帝党面临三线作战的困局。新保皇党和极右翼势力以伪装改革派的姿态不断吞噬原先的反帝党。张又侠在二十大四中全会前后开始反对胡春华。这一点从其境外喉舌对胡春华的一系列抹黑亦可看出。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2IhQ7z9sms 胡春华的各种所谓“负面消息”突然在2025年在境外媒体上大规模传播。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VISFsy1634 新保皇党对反帝党尤其是团派势力进行了进一步的打压。
即使在这种三线作战的困境中，反帝党仍然占有优势，因为其包括极左派（红色中国等，以薄熙来为代表），团派，李强相关的派系，赵乐际相关的派系，陈文清相关的福建派，以王毅、秦刚为代表的外交派，以张升民董军董立为代表的军方派系，政治世家等一系列庞大的势力。
这种局面使得习近平在2025年以后也不急于去抓张又侠，因为对于他来说反帝党才是最早且真正威胁他的。反帝党在三线作战的困局下，于2026年5月突破重围，成功将张又侠扶持的李尚福判死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旧保皇党和以张又侠为核心的新保皇党都已经大势已去的关键时间点，极右翼在最近一个月又猛然抬头。
以上历史事实大部分是中学或大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常识，其余的一些内容对党史有基本了解的人也属于常识。中国共产党中的反帝党是有明确传承的，最早是周恩来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然后在70年代中提拔了华国锋。华国锋在1980年交权给同样由周恩来保护的胡耀邦，在87年胡耀邦下台后再交权给赵紫阳。在六四之后就是乔石，胡锦涛，李克强，胡春华。期间还有李鹏和朱镕基这两位反帝党的国家总理和宋平等众多常委，始终在中国政治中扮演关键角色。而保皇党则在毛泽东之后断断续续，一朝天子一朝臣，下台后就树倒猕猴散了。极右翼的核心人物就是邓小平。周恩来、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个人及其相关的势力深度塑造了今天中国的国际治理体系。其中邓小平是唯一一个力量极弱却巧妙地利用各方矛盾而深度影响的人。而国民党的反帝党在数次清党运动之后就几乎没了，要么被肃清，要么投靠了共产党，仅剩蒋经国身边的部分人马。
对于少部分非常识的内容，在这里介绍相关证据。
一、“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故意制造台湾问题”
毛泽东晚年有一段很重要的谈话广为人知：“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些临终前的话，其实能透露很多关键信息。目前史学届公认，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为夺取法外特权，为了当皇帝而发动的。而在此之上进一步的目的众说纷纭。笔者倾向于是为了防止大跃进的错误被翻案而发动的。（详见《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老贫农，万维博客）
如果我们明确，文化大革命是一个让毛泽东极为心虚的错误，那么，这段话说的另一件事，“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这件事，就很可能也是让毛泽东极为心虚的错误。所以两件事被放在临终前一起讲。
那么我们要分析，这件事中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简单分析语句就知道，重点是“海岛”，而非蒋介石或日本人，因为海岛重复了两次。而且后者是被人“叽叽喳喳”的。
台湾问题的起因，就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这一点只要梳理时间线就非常清楚。
（一）1949年4月30日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金一访问中国，索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内的朝鲜族部队及装备，毛泽东答应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个朝鲜师可以全副武装移交给朝鲜政府。1950年1月中旬，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金光侠到中国接收了被单独抽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朝鲜族部队（一个师又一个团）以及包括炮兵装备在内的所有武器配备。这些兵员是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的朝鲜族。
（二）1950年1月以来，在苏联和美国相继撤出在朝鲜半岛的驻军后，朝鲜与苏联密切协商，并使斯大林“同意朝鲜领导人对局势的分析和准备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99][100]。1950年5月13日，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向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通报越过三八线开战的意图，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14日复电毛泽东，证实同意朝鲜的作战计划，但此事一定要经过毛泽东同意。15日，毛泽东向金日成说，我最初的想法是，待台湾、西藏解放后，再把部队调到北方，施以援助。既然你同斯大林商量好了，你可以先打[101][102][100]。斯大林随后也给毛泽东电报，希望他调几个师的兵力到东北，布防于安东－沈阳一线。毛泽东则同样要求苏方提供几个师的武器。斯大林回复称，装备问题可以帮助解决一些，但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尽早布置兵力。师哲称战争爆发时，毛泽东并未事先得到消息[100]。何清涟等部分学者对美国和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解密的朝鲜战争资料进行的解读中认为，金日成先是1950年1月赴莫斯科，其战争计划获得斯大林批准，然后于1950年5月再赴北京，一个多月后金日成按计划在1950年6月25日发动了战争。但这些解读并未证明朝鲜告知了北京进攻日期和详细的进攻计划[103][104]。
上述（一）、（二）史料得到中国、俄罗斯和朝鲜各方的证实，充分说明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具体爆发时间有否决权，有建议权，朝鲜战争的最终爆发时间点是得到毛泽东完全同意，并大力支持的。
（三）1945年8月的八月风暴中，苏联红军占领中国东北地区（满洲国）。8月22日，苏联红军进驻旅顺和大连地区（旅大地区）[4]。此后苏军对旅顺港及周边区域（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占领维持至1955年5月。
（五）1949年时，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等待尘埃落定，并没有对蒋介石在台湾的军队提供足够的军事援助。当时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充分预判了中共会收复台湾，讨论的决定是放弃台湾。
上述（三）、（四）、（五）史料得到中国、俄罗斯、美国等多方证实，充分说明，在朝鲜战争1950年6月25日爆发前，中国共产党有充足的能力收复台湾。哪怕是请求苏联帮忙也是可以的。
（六）解放军本身有在1950年5月由第10兵团动用5个师攻占金门的计划，但随后被取消了。
“之后相继攻占万山群岛，原本解放军希望在逐步累积实力，预定在1950年5月由第10兵团动用5个师攻占金门岛的作战，最后因朝鲜战争爆发、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协防下取消这项用兵计划。 ”
这一史料其实是有严重疑问的，朝鲜战争是6月才爆发的，第七舰队是7月底8月初的事情，为什么5月的这个计划取消了？真实原因肯定和朝鲜战争，和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协防是无关的。除了时间线对不上，地理也对不上，金门在福建，第七舰队开入的是台湾海峡，阻拦的是渡海收复台湾，和收复金门有何关系？
（七）毛泽东的宣传部门多次宣传，毛泽东是故意不收复金门的，为的就是维护国家统一，防止台独。
上述（六）、（七）史料主要来自毛泽东的宣传部门，充分说明，在朝鲜战争1950年6月25日爆发前，中国共产党有收复金门的计划，但疑似被毛泽东否决。
而我们综合（一）至（七），就会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台湾问题其实是毛泽东故意制造的。
毛泽东充分了解金日成攻打韩国，会影响中国共产党收复台湾，并且其对朝鲜战争的发动时间有否决权，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同意金日成在1950年6月25日发动朝鲜战争。并且其在朝鲜战争发动前，就有能力收复台湾，但相关作战计划被拖延和搁置了，直到美国第七舰队在1950年7月底8月初，朝鲜战争发动一个月后开入台湾海峡，这才顺理成章不用收复台湾了。
正常的收复台湾的方案，首选肯定是否决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次选则是在其发动朝鲜战争的同时或之前发动收复台湾的战役，考虑到收复海南前后只用了两个月，而毛泽东在1950年1月就知道金日成要打韩国了，对此完全是有充分的准备时间的。可实际上呢，毛泽东什么都没做，甚至连金门都没有收复。
二、“毛泽东窃取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革命果实”
在明确了毛泽东故意制造台湾问题之后，我们就要思考，毛泽东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在看待蒋介石在台湾这个事，很容易带入中国古代历史的比较粗略的思维，所以认为皇帝都非常迫切要统一。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光是研究下宋朝和明朝历史就知道，皇帝不想统一的多了去了。皇帝如果真的做到了极高的权力，那么肯定是想统一的，比如嬴政，康熙，乾隆，但是皇帝自己的位置还没坐稳，还没有成为绝对的皇帝，没有杀足够多的人，这个时候，维持一种不统一的状态，事实上是有利的。因为这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国家长期处于战备状态，而这种状态对于称帝是非常有帮助的。
何况就毛泽东的情况来说，在建国之初，他的权力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强，党内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乃至林彪对其都是很大的威胁，他也还是要考虑别人的意见。
在目前毛泽东等保皇党篡改过并以各种手段强迫别人承认的叙事下，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建立，对中国共产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时通过系统性批判抹除前任中共总书记，尤其是陈独秀、博古和张闻天，使得很多人感觉毛泽东就是中共第一任领导人（至少不了解历史的很多人会这么感觉）。
可实际上呢，毛泽东既不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也不是建立红军的人。南昌起义他不在，中共一大他也不在。论军事他比不上朱德、林彪等一众将领，论情报他比不过周恩来。而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有其必然性。因为中国国民党在蒋介石的清党下变成了极右翼，而中国需要一个左派政党来执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早的左派政党，人数也最多，所以最后只能是中国共产党来执政。这一点和毛泽东任中共领导人是毫无关系的。毛泽东本人在1946年初就非常自信能夺取政权了，而中共党内当时亦普遍这样判断。可见夺取政权是大势所趋，毛泽东是窃取革命果实摘桃子的。
毛泽东真正成为指鹿为马的皇帝，是在土改之后。在1950年的时候，毛泽东并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所以对他来说，不收复台湾，就是更为有利的选择。所以他才要放任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主动借美国人之手，放弃收复台湾。以换取他在中国的称帝和长久统治。而这个他长期心虚的事，就在临终前以这样一种形式被透露了出来。
三、“由于毛泽东长期被视为左派的标志性人物，在保皇党被肃清后，出现了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华国锋因此提出“两个凡是”。”
这一点是根据华国锋本人的说法，结合其过往经历和个人作风，应当是可信的。华国锋为人保守，在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左派路线上也更为坚定。华国锋抓了毛泽东的遗孀江青和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并将其重判，终结了文革，肃清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保皇党。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不可能是对毛泽东本人的愚昧崇拜。
四、“邓小平主导了对华国锋所谓个人崇拜的批判。由于其相对保守的作风，华国锋在党内外的广泛压力下逐步失去权力。在胡耀邦和赵紫阳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的职位后，邓小平在1980年底主导了对华国锋的批斗会，逼迫华国锋辞去仅剩的中央军委主席，并由其自己接任。”
这基本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需要补充的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保皇党执政三十余年后，中国的政治生态已经从头到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不从头到尾来一场大的改革，不彻底扭转保皇党的既定路线，华国锋在任期间不会再次称帝，但其继任者再次称帝至少彻底扭转市场化路线、扭转法制建设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大的，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系列情况就是明证。其实胡锦涛也是类似的，其奉行“不折腾”的保守路线，导致其在任十年无力扭转江泽民等保皇党此前的执政影响。在其卸任仅五年多之后，习近平即公然称帝。
华国锋本人确实并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但是其保守作风也确实不适应当时的形势。可是华国锋毕竟是周恩来认可的反帝党，只是保守了一些而已，即使在当时的环境下不适合主持政治经济工作，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总是合适的。其此前也成功和平处理了四五运动。在华国锋1980年9月辞去国务院总理之后，执意召开批斗会逼迫其辞去仅剩的中央军委主席，将所谓“两个凡是”的错误时隔九年后仍念念不忘，这幕后的主导者和获益者就是邓小平。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谈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时，谈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邓小平以为，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邓小平指出：“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实际上华国锋是有独立的东西的，只是大部分被邓小平篡夺了。华国锋在1976年12月10日，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中，就否定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正面肯定发展生产力：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这个概念其实是华国锋最早提出来的。这也说明他对于文革后应当如何做政治经济工作还是有很清晰的思路的，在大的方针上并没有什么错误，只是过于保守回避长期制度建设而已。现在有很多人居然以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首次提出来的。这种用相似话语宣传是常见的篡夺窃取胜利成果的手法。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很多人以为出自毛泽东。实际上这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说的话：“中国现今处于一次伟大民族运动，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此外，1978年6月3日，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听取港澳经济考察组汇报，肯定了利用外资与引进先进技术的建议，指示可先在宝安、珠海等地试办出口基地。这一举措直接促成了蛇口工业区的成立与深圳经济特区的早期萌芽。后来的习仲勋和邓小平只是摘这个桃子的人。
另一个著名的案例是恢复高考。在《恢复高考不是邓小平拍板决策的》中有详细的论证，在1977年中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绝无权力直接恢复高考，相反其和文革推迟高考还有莫大的关系。
邓小平甚至连毛泽东的话都去篡夺，其著名的“十个如果”据《细看邓小平明知故犯其所谓“十个如果”中，奇怪性忽隐忽现着毛泽东著作或语录的痕迹》考证基本就是毛泽东的话稍作修改的内容。
五、“胡耀邦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并在随后为保皇党设置了一系列制度性障碍。赵紫阳和朱镕基主导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邓小平通过反对宪政、有选择性地大力支持部分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政策，使得改革出现冒进，并严重激化了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并造成了大量损失。”
有关胡耀邦和邓小平的关系，在1989年之后被完全颠倒了。首先需要澄清一点，所谓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个概念是邓小平在1989年六四之后才提出来的（详见邓小平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
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96〕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88〕、瞿秋白〔113〕、向忠发〔114〕、李立三〔115〕到王明〔89〕，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116〕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44〕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117〕。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况且人是在变化的。
"
这个叙事完全是不尊重党史的，陈独秀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四大都是总书记，主办了新青年，创立了共产党，这还不能算有能力的中央？而且邓小平还刻意忽略了博古和张闻天，这两人都是被毛泽东打压夺权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执意刻意抬高毛泽东的地位。显然他很清楚，陈独秀是反帝党，他是极右翼，极右翼和保皇党联合对付反帝党才是长久之计。哪怕这个人曾经把他整的长期呆在乡下，为了肃清反帝党，他也要捏着鼻子去捧。可无奈的是反帝党人多势众，即使在六四之后也只是伤及筋骨，仍然有相当大的势力。
这个所谓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称帝的三十七年。（详见《习近平称帝始于2018年7月4日》）
邓小平声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他是核心，并且是他安排接班人的问题，将胡耀邦和赵紫阳说成是他安排的两个接班人。这种荒诞的说辞也只能蒙骗一些不了解党史的人。
真实的情况只要看时间线就很清楚了。周恩来是第一代反帝党的领袖，他提拔了华国锋，保护了胡耀邦。即使在文革后期的批斗中，胡耀邦也只是赋闲在北京的家里，邓小平则是直接流放到江西乡下去了。在文革结束后，华国锋是最高领导人，胡耀邦则第一时间复出（1977年3月即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而邓小平则在文革后近一年才在胡耀邦的大力支持下复出（1977年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到底谁是谁的接班人，谁在上位谁在下位？谁让谁复出工作？周恩来生前就是反邓小平的主力人物，深知其极右翼的底色，所以严加防范。而毛泽东则指示要将邓小平和刘少奇区别对待。因为前者是更为明确的极右翼，后者则被毛泽东认为是高喊万岁的保皇党。
正如高文谦所言：“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晚年周恩来》P469-470）周恩来之所以有时候支持邓小平，不过是想借助极右翼的力量架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保皇党而已。因为长期的极右翼政策很容易出现保皇党，所以反帝党虽然对内部的不同派系十分宽容，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的去支持极右翼，
华国锋长期和周恩来在国务院共事，想必对此也很了解，但胡耀邦是负责中科院和团委工作的，所以和邓小平的接触较少，误以为这是个自己人，改革派。胡耀邦在建国时是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川北军区政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部级干部。而邓小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中央军委委员，副国级干部。两人相差11岁，级别高了一级，在建国时的区别就不大。到了文革之后更是完全颠倒过来了。
即使在邓小平复出之后，他在十一届政治局常委的排位也是第三位，第一位是华国锋。而在十二届政治局常委中，他的排位也仍然是第三位，第一位是胡耀邦。这些排位都是非常严谨的。中国共产党无非就是保皇党和反帝党之间的争夺，绝不会让一个极右翼去当党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就算辞职，也是交权给同为反帝党的胡耀邦，不可能给极右翼邓小平的。这两个接班人都是周恩来安排的，不是邓小平安排的。邓小平实际上就是试图篡夺周恩来的成果。甚至赵紫阳也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自1971年起到内蒙和广东任省委书记。赵紫阳和邓小平的关系还是在1975年去四川任省委书记的时候才建立的。
因此，胡耀邦和邓小平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上下级的接班人的关系，只是正常的合作而已。胡耀邦比较有礼貌，以为邓小平同为改革派，看着邓小平年龄大，此外有时需要拉拢，在语气上更尊重一些。这些客套话被邓小平用来造谣他们之间互为上下级关系，试图为其发动对胡耀邦赵紫阳的政变论证合法性。
其次是功劳上，在邓小平后续篡改的党史中，胡耀邦赵紫阳的功绩被大量抹除，而邓小平的实际作用则被错误定位了。胡耀邦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实际上就是一系列制度的主要建设者。而梳理邓小平的历次决策就很容易发现，邓小平一直起着激化矛盾的作用。他表面上是改革派，但是在改革派有绝对好的，没有副作用的政策的时候，他是不支持的，比如宪政。可是在改革派推行一些争议极大的政策的时候，他就非常积极支持了。
例如包产到户。这一政策在全国的全面推行直接导致农村留不住人，农村人口进城的速度过快，扭曲了劳动力市场，最终造成了极其悬殊的贫富差距。包产到户在部分地区确实有实践意义，所以当时华国锋也是支持在部分地区放开的。即使在1982年推广包产到户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中，也没有讲要废止生产队废止农业生产合作的模式。可由于邓小平的大力推动，在实践中就变成了农业生产合作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彻底瓦解。
类似的改革在造成大量损失的同时，严重激化了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因为胡耀邦毕竟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是国务院总理，所以这些问题出现之后，保守派肯定首先会把责任归咎于他们。而在保守派因此向改革派发难的时候，邓小平又转而站到保守派的一边，掉头来攻击改革派，甚至提前向改革派发难。邓小平这一策略的根源在于，其作为极右翼的核心人物，在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左派政党内势力其实是很弱的，远不如改革派，也不如保守派，所以他只能这样来回横跳刻意制造并利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而壮大自己的势力。
六、“第二代反帝党领袖胡耀邦疑因台湾问题下台”
台湾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就是胡耀邦的下台。这一点只要梳理时间线就非常清楚。
以下史料来自《武力对抗悄然消失：80年代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
（一）“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中国共产党决定在1981年10月9日召开规模宏大的纪念大会。会议召开之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发函邀请蒋经国、宋美龄、蒋纬国、何应钦、陈立夫、张学良以及其他台湾各界人士参加纪念大会，请他们回大陆和家乡看一看，并明确表示:蒋经国等先生来大陆和故乡游览时，“愿意谈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欢迎”。”
（二）“在应邀与会的人士中，有一位来自香港的新闻界人士沈诚最为显眼。他当时虽是《新香港时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但却很有台方背景。沈诚是蒋经国的同乡，曾在蒋经国于抗战时期苦心建立起来的青年军中任师长，少将军衔，到台湾曾担任蒋经国的机要秘书，与小蒋渊源很深。退职后到香港办了一家《新香港时报》，此次亦在应邀参加纪念辛亥革命纪念大会的嘉宾之列。但由于自己的特殊背景，沈诚对是否去大陆一度犹豫，后专程去台湾，向蒋经国当面请示机宜。蒋经国对沈诚此行“既不鼓励亦不禁止”，实际是同意沈诚去北京，而且还嘱托沈诚一定要代他到溪口老家看看，“最好能拍一些现场照片”。”
（三）“1985年12月9日，蔣經國與「美國在台協會」理事長丁大衛談話中，提到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蔣經國說：「他在北平與鄧小平談到鄧與我以前在莫斯科同學的事，鄧問李要到台北去否？如到台北代他向我問好。我對此事沒有任何反應。我們不同中共接觸的政策是不變的。我們根據中國歷史與中共來往的經驗，決不會與它談。」”
（四）“从1986年开始，台湾岛内与国际上的一系列新的变化冲击着国民党“永不与中共谈判”的政策，其一意孤行的反共、拒和政策越来越受到孤立，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越来越多的批评。因此，蒋经国不得不改变政策，开始考虑与中共接触，沈诚也因此受蒋经国之命先拟出一个方案。沈根据多次与中共方面接触及中共方面的建议，于1986年夏在台北拟定“国是建言”呈交蒋经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国是建议备忘录”于当年8月交给中共方面。”而彼时的中共总书记是胡耀邦，其实就是在1986年8月向胡耀邦提交了和平统一的意向。
（五）“ 蒋经国默许的这份“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有:(1)分析两岸两党对当前“国是”在观点上的异同；(2)双方对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和互相执着；(3)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的分歧；(4)如何在“国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标下，共同为和平共存，国家统一而努力奋斗；(5)国家一定统一，手段必须和平；(6)实行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沈诚的“备忘录”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中共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可是紧接着不到半年，胡耀邦就下台了，
（六）"1986年12月30日，胡耀邦打算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书记处关于处理学潮的意见。邓小平不同意开会。1987年1月4日，邓小平在家召开会议，邓小平在会中出示一封胡耀邦写给邓小平要求辞职的信。到会的人传阅这封信之后，邓说应该同意胡的辞职，当时无人表示不同的意见[31]。1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以邓小平关于处理学生示威指示要点的一号文件[27]:552。同日，邓小平通知胡耀邦参加“党内生活会”。胡耀邦在会上首先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有“错误”，但试图做出一些辩解[32]:1303-1304。最终，在连续七天的批斗之下，政治局于1月16日召开扩大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了胡耀邦的请辞，并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但胡耀邦依旧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是排名降到最后[38]。
（六）“1987年3月，中共中央在对“国是建议备忘录”进行充分商议的基础上，邀请沈诚到北京晤谈。赴京前，沈诚又一次去台湾向蒋经国请示。蒋经国表示:“目前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政策，对纯粹民间之接触、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
蒋经国在1986年8月提交了有和平统一意向的备忘录，可中共中央直到1987年3月才邀请沈诚到北京晤谈，中间耽搁了半年多。到1987年3月的时候，蒋经国已经改变积极态度，转为保守的三不和官民有别态度了。
（七）“几天后，邓小平亲自接见沈诚，在谈话中对蒋经国希望的技术上的“具体表达”作了完整的阐述，那就是“实行一国两制，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由于历史原因，台湾、香港、澳门一直没有回到祖国怀抱中来。实现祖国统一，本着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事实，我们出了一个恰当的、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就是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所谓‘一国两制’就是在祖国统——后，台湾、香港、澳门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他们可以搞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国家是一个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邓小平的回答，沈诚十分感动，立即把消息反馈给台湾，对国共两党对等谈判的开展十分有信心。”
（八）“密信由沈诚携至台北面交蒋经国。蒋经国在接密函之时满脸笑容地握住沈诚的手说:“则明弟，你辛苦了。”4月4日，蒋经国约见沈诚说:“我对于他们的来函，已仔细看过，大致上他们还是有诚意的，至于在时机上，他们好像操之过急。”接到密函不久，蒋经国就取消了在台湾实施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体制”。”
这里要补充一个背景，中华民国在1946年通过了一个新宪法。这个宪法是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无党派社会贤达人士为中国和平建国大业，而在政协会议和随后成立的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上，共同制定的宪法草案。这个宪法草案和原先国民党基于三民主义的宪法草案有很大区别，更加偏向社会主义。可是这一宪法在通过后仅仅生效了三个多月就被蒋介石的戒严给取代了，此后近四十年时间，这一宪法都是没有落实的。中国台湾地区长期都是处于戒严军管状态，没有民主。而蒋经国在1987年7月15日突然宣布解除戒严，落实宪政，就意味着，和平统一台湾不再是蒋家说了算，而必须得到台湾民众的同意了，和平统一的难度直线飙升。同时在这一宪法框架下，中国台湾地区施行了大量的社会主义政策。
蒋经国在拿到邓小平等人对此前和平统一意向回复的信件后，很快就宣布解除戒严，这实际上就是彻底否定了在邓小平主导下和平统一台湾的可能性。其他的话语和措施都是常见的套话借口而已。此后国民党就长期开展不统不独的政策，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个事从时间线上看其实是非常清楚的。198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发函邀请蒋经国、宋美龄、蒋纬国、何应钦、陈立夫、张学良以及其他台湾各界人士参加辛亥革命纪念大会。蒋经国虽然没参加，但是派了他曾经的秘书沈诚参加。这个人此后也就全权负责两岸统一的沟通事宜。而蒋经国对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是没有任何兴趣的，在公开场合反对过很多次，最近的一次在1985年12月9日，直接说：「他在北平與鄧小平談到鄧與我以前在莫斯科同學的事，鄧問李要到台北去否？如到台北代他向我問好。我對此事沒有任何反應。我們不同中共接觸的政策是不變的。我們根據中國歷史與中共來往的經驗，決不會與它談。」”
可是从1986年开始，由于国民党在中国台湾地区的独裁统治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不仅有岛内的压力，还有来自美国的压力，这种强大的压力让蒋经国面临两个选择，1，投靠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2，解除戒严，落实宪政。
蒋经国是两手都做了准备，他让沈诚在1986年8月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提交了和平统一的意向，同时也在筹划是否解除戒严。可让人意外的是，中共中央居然在1987年3月时隔半年后才做出回复。在面对如此重要的机会下，如此长时间的间隔是极为不寻常的。而在蒋经国接到新的中国共产党话事人，邓小平，的回复后，直接就取消了戒严。这种决策其实是符合其一贯公开反对邓小平一国两制倡议的。
那么，为什么蒋经国一方面反对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另一方面又向中共中央提交了那份备忘录呢？这不可能是他试图戏弄中共。唯一的解释就是，对蒋经国而言，和胡耀邦谈和平统一，是一个可行的选项，而和邓小平谈和平统一，是不可行的。而后来胡耀邦下台了，中国共产党换了话事人，那么谈判也就没有必要了，只不过处于礼貌，还是要做做样子。结合此前他派沈诚接受胡耀邦的邀请访问大陆，其实整个两岸和平统一的谈判，在当时，都是胡耀邦主导的。
至于他为什么判断，和邓小平谈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不可行的，这一点他自己有非常充分的解释：“
1982年10月，蔣經國就對美國《新聞週刊》記者表示，中共不允許大陸人民有自由，卻允許臺灣人民有自由，這種想法太天真；大陸人民不能隨時向中共建議改革，卻允許臺灣人民將來隨時提出改革建議，簡直是幻想；1984年5月20日，蔣經國告訴雷根總統特使劉易士：「我們對中共的政策是不屈服，不妥協，因為屈服與妥協，將造成我們的毀滅。」
從蔣經國的角度，「一國兩制」有三個本質缺陷：
一，邏輯上矛盾性：如果「一國」很好，為何要「兩制」？「一國」和「兩制」在本質上存有衝突及不調和，「一國」總是優先於「兩制」。
二，時間上過渡性：不是永恆的。終將趨向於「一國一制」，即中共一黨專政下的社會主義制度。
三，實行上壓制性：「兩制」並不對等。主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目的是把臺灣、香港、澳門統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在「一個中國」的大原則下，臺灣才能享有「高度自治」。
”
“
汪浩指出，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不是給臺灣人民的優惠，鄧小平曾多次呼籲國共兩黨會談，表示：「如果國共兩黨能共同完成這件事，蔣氏父子他們的歷史都會寫得好一些。」汪浩認為，鄧小平的弦外之音便是：只要國民黨願意歸順中共，放棄中華民國的招牌，中共可以保障國民黨在臺利益不受侵犯。反過來，如果國民黨拒絕「一國兩制」，那麼臺灣本土力量就會起來，到頭來國民黨既保不住中華民國的牌位，又保不住自己的特權。
於此前提下，整個1980年代，蔣經國仍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來對抗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因此汪浩文中指出，雖他認為蔣經國做外交謹小慎微主動出擊不足，但如果蔣經國當時貪圖一黨之私，完全可以在「民族大義」的幌子下接受「一國兩制」，實現國共第三次合作。然而，蔣經國沒有接受鄧小平的統戰，堅決拒絕「一國兩制」。雖然蔣經國既反對「一國兩制」，又反對台獨，但他寧冒台獨之險，也不要統一於中共。
汪浩文中指出，1985年12月9日，蔣經國與「美國在臺協會」理事長丁大衛談話，提到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蔣經國說：「他在北平與鄧小平談到鄧與我以前在莫斯科同學的事，鄧問李要到臺北去否？如到臺北代他向我問好。我對此事沒有任何反應。我們不同中共接觸的政策是不變的。我們根據中國歷史與中共來往的經驗，決不會與它談。先總統蔣公曾經告訴我說：與中共談判就是自殺，所以無論中共如何威迫利誘，我們都不會變的。」
”
蒋经国不愿意和邓小平谈的理由，高度怀疑就是他并不看好邓小平的政治前景。因为如果蒋经国要投靠中国共产党的话，那么具体牵头谈判的这个人，必须在政治上是有前途的，是有政治继承的。比如胡耀邦所属的团派，后来就有胡锦涛、李克强、胡春华等人继承。如果牵头谈判的这个人，此后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政治继承断掉了，那么这个谈判的结果后来的人会不会认可就很成问题。例如香港的一国两制之所以在短短二十余年之后就被习近平破坏，归根结底是因为，当时主导一国两制谈判的人是邓小平。一国两制政策确实是邓小平提出来的，甚至可以追溯到西藏和平解放，但是邓小平的邓派自始至终力量都非常弱。之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叙事中将其描绘成第二代核心，这是党内保皇党和反帝党中的保守派出于抹杀改革派胡耀邦赵紫阳功绩的需要，是在90年代才修改的叙事。实际上邓派的人马在90年代末就基本退出一线了，所以真正要用到权力的时候，是不起作用的。
至于为什么蒋经国不看好邓小平的政治前景，这一点并不难猜到。蒋经国作为蒋介石的儿子，亲历了国民党从右派政党蜕变为极右翼政党的全过程，亲身感受过极右翼政策长期维持的艰难。他能转头做出取消戒严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会看好极右翼邓小平在一个左派政党的政治前景才是奇怪的。
由于长时间不回复备忘录和胡耀邦下台的蹊跷的时间点等一系列异常情况，胡耀邦下台本身和台湾问题都疑有重大关联，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一历史。
七、“胡耀邦在1989年意外去世后，邓小平策划了六四事件，剥夺了时任总书记赵紫阳的职位。”
六四事件是邓小平自编自导的一场政变，这一观点最早出自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详见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整理的《鲍彤再看六四（一）：邓小平的一场政变？》）。但鲍彤的关注点放在胡耀邦死后邓小平的一系列异常反应，容易让人有种错觉，即六四事件是一个意外事件。而如果观察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的一系列异常举动，就能对事件的全貌有更加充分的理解。
首先，胡耀邦下台名义上的原因是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这一理由是保守派常见理由，却是邓小平先发难的。胡耀邦下台，其实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要往保守的方向走一段时间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周期性轮动在任何国家都是很常见的，何况由于邓小平的推波助澜，当时的改革确实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可蹊跷的是，在胡耀邦下台之后，邓小平又站到了改革派这一边。标志性事件是在1987年中，邓小平突然大力支持赵紫阳关掉红旗。在1987年7月7日邓小平家里召见的中央五人小组会上，还确定由邓力群兼主任的书记处研究室解散。1988年5月30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创办
在保守派已经占上风的情况下，这一决定直接端掉了保守派当时的大本营。毫无疑问极大激化了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矛盾。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斗争就有见血的苗头了。而随后的六四事件只不过是邓小平又把这些激化矛盾的策略重新搞了一遍，最终摆出所谓军队清场还是让学生在广场的选择题。因此正如鲍彤所说，六四事件就是邓小平自编自导的一场政变，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只是被他当了枪使而已。更进一步的证据来自《邓小平失踪之谜：有关一九八九真相的一个推测》，这篇网民为明豪的作者写的文章发现了另一个疑点，即邓小平在1989年5月初即可能离京去准备军队了，所以无故缺席了重大的外交会议。而那时都还只是正常的抗议示威，还没有什么广场绝食也没有什么阻拦公共交通，所以可见六四要开枪就是邓小平一早就谋划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改革派赵紫阳下台，让极右翼上台，和学生具体如何表现并无关系。这一计划除了关掉红旗，极有可能追溯到1987年11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大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八、“但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一致压力下，邓小平辞去了所有职位。”
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经常嘴上说辞职，但实际上是肯定不会主动辞去职位的。其所有辞去的职位都和其失去权力有密切关系。邓小平在发动六四事件后，一个意料之外的情况在于，改革派的势力应该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以通常的观点看，通过激化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似乎能达到肃清改革派，削弱保守派，扶持极右翼的目标，可实际上，改革派即使在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下台后，仍然相当强的势力，虽然江泽民任总书记，但新增补的另外两名常委，宋平和李瑞环都是反帝党的。
而且邓小平没有料到的是，江泽民并没有坚定奉行其极右翼路线，反而在之后蜕化为保皇党。
但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一致压力下，邓小平辞去了所有职位。随后保守派主导了局势，但改革派的势力仍然很大，在1990年主导了中国证券市场改革。
九、“1992年，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于文革后首次将极右翼的影响几乎消除之时，改革派错误地和邓小平再次结盟，让其借机短暂夺取了权力，并成功篡夺了自文革以来反帝党制度建设的革命果实，实际上塑造了中国此后的国家治理体系。”
根据目前被篡改的历史，在1992年的时候，由于东欧剧变，中国共产党党内担忧中共执政地位的声音不断增多，所以保守派回潮，改革派陷入低谷，而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挽救了改革派。这一说法是荒唐的，实际上陷入绝境的是极右翼，因为当时邓小平确实快失去权力了，仅在军队还有一些权力。而当时的改革派还能开启中国证券市场改革，创建上交所和深交所，充分说明改革派即使在低潮期间力量也是很大的。由于胡耀邦和赵紫阳对保守派的回潮设置了一系列制度性约束。当时短期的弱势完全不会影响到其后续发展，所谓的倒退回完全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当时的形势只不过是正常的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轮换。在政治局的六个常委里，除了一个江泽民，其他都是反帝党，其中有两个是改革派（李瑞环和乔石）。而和邓小平结盟后，虽然短期内改革派如朱镕基确实占了上风，但长期看则让其彻底篡夺了自文革以来反帝党制度建设的革命果实。
一个形象的比喻是，在1987-1992年的时候，保守派喊极左，改革派喊中左。这时跳出一个邓小平，说，都别争了，极右，不服就吃军队的枪杆子。
因为最开始吃枪杆子的是改革派，所以保守派还非常开心。而之后到了1992年，邓小平又跑出来帮改革派说话，改革派好了伤疤忘了疼，没反应过来，以为自己沾了点便宜。邓小平就这样巧妙利用两者之间的矛盾，实现了一个两者都不愿意接受的格局，不过同时也没能扩张自己的势力。然后保守派中就出现了保皇党，改革派也出现了保皇党。中国共产党在六四后的局面其实可以以改革派反帝党（陈独秀、高岗、胡耀邦、赵紫阳、朱镕基、李克强）、保守派反帝党（周恩来、秦邦宪、林彪、华国锋、李鹏、胡锦涛）、改革派保皇党（毛泽东、温家宝、习近平）、保守派保皇党（江泽民）和极右翼（邓小平）进行进一步细分。
附：《右派和保守派的区别》
在政治光谱图里，保守派常常和右派划等号。由于右派通常对公平分配更不在意，所以在中国这种左派国家的叙事下，右派容易被人诟病。事实上呢，右派尤其是保守派是有其独特价值的。
首先，保守派是倾向于稳定和保护传统的，通常和改革派相对立。因为各国国情的差异，保守派所信奉的内容，在欧美的政治话语和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话语中有很大不同。
美国的保守派领袖Mike Pence在2026年6月2日出了一本书《What Conservatives Believe》。他强调美国保守派信奉的是自由市场，有限政府和其他的一系列核心理念（例如禁止堕胎）。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是在美国最初的独立宣言和宪法中规定的内容。而美国最初是基督教为主的国家，基督教是禁止堕胎的。所以在美国，相信这些的人就是倾向于稳定和保护美国的传统，就是保守派，也就是右派。
不过在中国则有很大区别，因为中国过去实行了很多年的计划经济和亲苏联的政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保皇党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统治时间非常长。所以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在上世纪末，保守派指的就是那些支持计划经济，支持俄罗斯，支持皇帝的人。而改革派则是支持市场经济，有限政府的人。
不过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保守派的含义也在不断变化。例如中国目前出现了大量怀念胡锦涛时期的声音，这些人其实在政治定义上也是保守派。即由于习近平的大量政策完全破坏、改变了胡锦涛时期坚持的政治路线，所以很多人倾向于稳定，倾向于保护此前的传统。
也就是说，保守派总是抗拒过大的变革，无论是好是坏。保守派和右派其实并不一定是划等号的。因为如果新的变革是向左的，那么保守派就是右派，而如果新的变革是向右的，保守派则变成了左派。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保守派是右派，而在中国，保守派却是左派。这就是因为过去的政策更加左，更加公平，而在习近平的治下，社会变的越来越不公，所以更右了。
在任何国家，保守派都是一股非常庞大的政治势力，是需要尊重的，因为变革带来的影响总是很多的，很多人捉摸不清，不知道会怎样，所以倾向于维持现状。而在中国，人们的困境往往是，保皇党常常利用了保守派的心理，采用温水煮青蛙的策略，一步步蚕食人们的生存空间。保皇党实际上是改革派，以改革的口号去改变我们过去相对公平的环境，希望去扶持皇帝。因为中国在习近平2018年称帝以前，已经有长达四十二年没有皇帝了，所以反帝党相比保皇党肯定是保守派。习近平在2018年7月4日称帝至今的实际执政时间也只有不到八年，所以在政治上还无法形成保守派。这是习近平和毛泽东一个很大的区别。
其次，如果不谈保守派本身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下的定义，就看部分右派本身的主张，也是有其价值的。部分右派主张自由主义，推行有限政府的理念，支持市场经济。所以美国的保守派+右派通常是反帝非常坚定的一批人，著名的有里根等人。这在中国也是如此。比如茅于轼在温家宝时期就长期批评保皇党的极右翼政策，到了习近平时期也长期批评其极右翼政策。其天则经济研究所直接被关门了。所以部分右派在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自由，在反帝上，是有其价值的。
而极右翼和右派又有很大的区别。极右翼事实上分为两种：
（一）极端保守派，以宗教势力为代表，有时候也有民族主义，即强调要坚持一些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文化传统。而通常的保守派只追溯到最近的二三十年。所以极端保守派会被划分为极右翼。由于政府常推行现代化政策，和这些极端保守派时常发生冲突，因此这些极端保守派也是支持有限政府的。
（二）法西斯主义。支持以各种形式系统性抢掠民众或外国，十分好战。保皇党则是这些人中的代表性人物。也就是保皇党几乎一定是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区别只是在于，是公开支持，还是实际上推行法西斯主义政策而已。
之所以法西斯主义和支持有限政府的传统右派都属于右翼，这是因为左右的划分是以其对分配的态度为关键标志的。传统右派在支持有限政府的同时，对分配不公并不在意，所以会被划分为右派，而法西斯主义是以抢掠为核心的，分配更加是极端不公，所以也是右派。
大多数现代国家都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系统性的铲除和严防死守。而对于宗教上的极端保守派，则大多是妥协和灵活处理的态度。对于极左派也大多是允许和保护的。同时对于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和法定自由都予以保护。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平衡和轮换，才是健康的政治。完全把改革派和保守派肃清，都很容易出现皇帝。前者蒋介石在1927年干过，以四一二事件为代表的国民党清党，间接导致其随后丧失了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统治。后者毛泽东在1957年干过，著名的反右运动，间接导致了大跃进等事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派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即共同富裕，消灭剥削。中国共产党相信通过社会主义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在国家整体风向上，始终是偏左的。社会在不断发展，更加公平，拒绝开倒车。而在具体的执政策略上，仍然有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区别。由于总是有保皇党伪装成改革派去推行明左实右的政策（如习近平），同时中国又有很长时间的帝制历史，总有一些保皇党以保守派为名推行温水煮青蛙的极右翼政策（如江泽民），所以在左派的区分上始终是难题。符合中国主流的定义是，主张、推行的政策使得社会更加公平的，就是左派，而更加不公平的，则是右派。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茅于轼针对极右翼的批评，也是左派主张。
附：《习近平称帝始于2018年7月4日》
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和袁世凯所谓“中华帝国”以及溥仪的闹剧之后，中国就不再有公然举行仪式登基的皇帝了，但是公然称帝的还是大有人在。称帝这一词本身就是指自我称呼为皇帝和他人称呼为皇帝。而这个称呼为皇帝，不一定是直接以皇帝称呼，也可以是使用中国古代皇帝的专属用语。这种解释在法律上属于扩张解释， 是被广泛接受的。这一法律上的规定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在公元前509年的法律：“只要有人想要称帝（Rex），所有人都可以不经审判直接杀死他。”
就毛泽东而言，他的称帝时间目前考究是在1939年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领导全体出席。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作了简短的讲话，全场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并高呼“女大万岁！”“毛泽东同志万岁！”。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许全兴在1939年2月22日的《新中华报》发现，该报报名右侧为毛泽东头像，并配有“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说明，左侧为毛泽东有关抗战的语录。他说，由此看来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高呼“毛泽东同志万岁”的口号并非偶然。
“万岁”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代表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和权威意义，属于皇帝的专属宣传用语。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称呼万岁的国家领导人大多会推辞不受，如孙中山：“
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街上听到有人向他高呼“大总统万岁”，回到府邸后就对秘书人员说：“封建专制已经推倒，还有人向我呼万岁，很不适当。”有人告诉孙中山说：“各省各府的临时都督发来的电文之中，有少数还写上‘恭祝大总统万寿无疆’这样的词句。”孙中山严肃地说：“以后如再这样，把原件退回。”
”
而毛泽东在此之后，试图将万岁的含义修改，泛化，变成一种祝福语来减轻其罪责。例如他主动使用万岁称呼蒋介石：“蒋委员长万岁”，亦主动使用万岁称呼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不过从法律上说，其他后来被称呼“万岁”的人，很难构成称帝，因为没有取而代之的意图，而皇帝是有唯一性的。这种行为一般追究首要分子，即毛泽东本人。而且蒋经国1978年5月20日就任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之后，全面针对万岁口号做了反思：“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
而且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在《炎黄春秋》上曾发表文章透露，毛泽东曾自己在大型活动中加上“毛泽东万岁”的口号。所以自我称呼这一要件也是符合的。这一点郭道晖亦有考证，确定存在毛泽东亲自审阅这一情节。
在七千人大会中，毛泽东的权力跌到谷底，会场出现了“打倒毛泽东”的标语，并且没有任何人被追责。毛泽东对反帝党做出了妥协和检讨。
在“文化大革命”中期的一次接见群众的大会上，面对众人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回应“人民万岁”，该宣传口号自此被扩张为“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
而毛泽东的第二个皇帝专属用语，是在196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主席畅游长江》中。当时标志着文革开始的《五一六通知》刚发布两个月，首次在官方报道中出现了“千千万万人表达着同一个祝愿：伟大的毛主席万寿无疆！”的表述。此后李劫夫将带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字样的文革纪录片解说词谱写成歌曲（即《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该曲在全国大范围传唱，使这一口号家喻户晓。“万寿无疆”也是典型的皇帝专属用语。
从毛泽东1939年7月20日称帝，到其1976年9月9日去世，毛王朝的持续时间为37年1个月零20天。
就习近平而言，他的称帝时间是在2018年7月4日。当天新华社发表习近平讲话称，中共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而这个成语来自《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李斯向秦始皇进言，“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是和秦始皇密切相关的。彼时习近平修宪成功不到四个月，此后定于一尊这个表述被反复大规模宣传。用这种皇帝的专属用语，而且是和秦始皇直接相关的专属用语，并大规模宣传，以软暴力形式强迫别人喊，这就已经是称帝了。一方面自我称呼为皇帝，另一方面他人称呼为皇帝。并不是说要公然举行仪式登基才算称帝。
而且习近平在2017年11月9日和来华访问的川普在故宫博物院参观，在2026年5月14日和来华访问的川普在天坛参观。这都是古代皇帝举行登基仪式的地点。而川普在当选美国总统后，一共就两次访问中国，每次都是这些地点，这其实就是把川普当成了古代旁观仪式的藩属国使节。
此外更进一步的证据，是习近平在2021年6月25日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我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就是要告诫全党同志，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而言，没有比忘记初心使命、脱离群众更大的危险。”
这句话被缩略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口号，也被大规模宣传，还被宣传相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皇帝专属用语有所进步。
这句话听起来非常奇怪，让人有语法不通之感，但实际上仔细分析的话，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实际上是把江山和人民划了等号,就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白话文表达:皇帝拥有江山，所以拥有人民，将人民物化为皇帝的财产了。这一表述相比传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确实是有所进步，因为传统的江山包括土地和臣民，而现在将人民视作皇帝的唯一财产，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可是呢，这一宣传仍然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称帝”。
这一口号最早于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典上，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在天安门上观礼时提出。当时习近平刚出任福建省人民政府代省长，成为正部级官员。作为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之一，有望担任总书记。这种原创性极高的帝制宣传用语，没有极深的帝制文化功底，是不可能讲的出来的。这就像我们读一篇文章，评价其好坏，是相对容易的，但是要自己写，是极难的。再结合习仲勋和温家宝的密切关系，以分析温家宝的方式分析习仲勋，就很容易能发现习仲勋是一个和温家宝一样的影帝，资深保皇党。而在互联网上经常有各种习近平的所谓“帝师”。这些其实都是保皇党所喜爱的话术，因为可以掩盖习仲勋这个真正的帝师。
2025年10月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对反帝党做出妥协，随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这两部法律目的在于落实村和居民委员会一级的民主选举制度。
从习近平2018年7月4日称帝，到今天（2026年5月18日），习王朝已持续7年10个月零14天。
此外，在罗马公元509年禁止称帝（Rex）后，后来的统治者采用都不再用Rex这一词，例如屋大维自称“至尊者”（Augustus）、“第一公民”（princeps），凯撒自称“凯旋将军”（imperator）。因此有些人可能会质疑，“称帝者杀”这一法律是否有实际意义。
可实际上这是有意义的。为什么统治者心心念念要称帝，因为称帝实际上就是公开要求人民遵循中国古代帝制相关的一系列规定。而如果缺乏反抗的话，那么在称帝后他的权力可以得到极度的扩张，就可以随心所欲杀人了。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因此在中国，这种称帝必须是和中国古代帝制直接相关的，否则如果只有极少数人能领会统治者要当皇帝的精神，这一宣传就失去了意义，不构成称帝。例如称华国锋为英明领袖，其实就是普通的政治宣传，而非帝制宣传。真正为了博一个虚名的人其实不多。要么统治者就只能重新以其他形式转述中国古代帝制的一系列规定，可如果这样的话会非常显眼，易被认定试图颠覆宪法秩序、国家政权。这种禁止称帝的规定，其实和保护国旗国徽是一样的。
就罗马而言，最早的屋大维和凯撒，其实都只是一般的权力较为集中的领袖，和罗马法规定的“Rex”有本质区别，并不是皇帝，因此这一“称帝者杀”的法律还是有其意义的。那时是罗马虽然历史上惯称罗马帝国，实际上仍然保留了大量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法律和制度，仍然是相对民主的。
而到了东罗马帝国时期，罗马的统治者就换成了希腊语的“君主”（Basileus）来绕过“Rex”这一规定。这个时候才发生了一定变化。Basileus是古希腊君主亚历山大帝的称号，相比公元前509年以前的罗马要好一些。相当于打了一个擦边球。在法律上如果进行扩张性解释，Basileus肯定也是违规的。可是从公元前509年到东罗马帝国前后有近千年的时间，因此罗马这一简单的规定实际上还是极为有效的，为防止帝制复辟争取了近千年的时间。在东罗马帝国之后，罗马帝国仍然保持了相当的法制，法制水平始终比公元前509年要高。即使在纳粹法西斯时期，墨索里尼也只是独裁者，不是皇帝，罗马当时还有国王和教皇制衡墨索里尼。
附：吴国光：《邓小平失踪之谜：有关一九八九真相的一个推测》
外交丑闻：哈梅内伊罢会
一九八九年五月九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正是万头攒动、人声鼎沸的时候。下午四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来到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按预定日程，他将在这里与来访的伊朗总统哈梅内伊举行正式会谈。可是，四点钟的时候，哈梅内伊并未出现，李鹏只好等待。然而，等了又等，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哈梅内伊的踪影。怎么回事？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从钓鱼台国宾馆打来电话说，伊朗总统要对双方正式会谈罢谈，以表示不满。李鹏在《六四日记》中记载说：“这是在新中国外交史上还没有发生过的事。”[1]
伊朗总统为什么不满呢？原来，“听说小平同志不准备见他，很不高兴”。李鹏《六四日记》说：“我和（钱）其琛同志亲自去钓鱼台拜会，与伊朗总统商谈。（但）他无法理解，因为邓在他之后要见戈（戈尔巴乔夫）。”李鹏对哈梅内伊解释说：“小平同志遵照医生安排正在检查身体，不能见你”。可是，哈梅内伊不依不饶，“提出只要求去看望一下小平同志，握一下手，而不举行任何会谈，就可以了”。
对此，李鹏后来补记说：“当时，小平同志是因为准备中苏会谈，同时正在密切关注动乱事态的发展，而不想见外国客人的。”[2]可是，经哈梅内伊这么一闹，不想见也得见。拖了两天之后，五月十一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哈梅内伊。[3]
内政危机：邓小平拒见赵紫阳
这段时间里，和哈梅内伊一样想见邓小平而见不上的国家领导人，还有一位。不过，这一位不是外宾，而是中国当时的第一把手赵紫阳。
回到北京之后，赵紫阳很想尽快见到邓小平。为什么？谁都知道，当时形势并不寻常。就在赵紫阳出访朝鲜的这短短一周之内，北京风云突变，《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发表措辞强硬的社论，把四月五日胡耀邦逝世以来的学生悼念活动定性为“动乱”。赵在朝鲜的时候，不可能就此和北京争论；回来之后，他马上采取了缓和矛盾、降低对立的做法。但是，谁都知道，中国的最终决策权在邓小平手里。所以，如同赵紫阳后来回忆中所说：“我当时急着想直接见邓谈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认可。”[5]
可是，整整两个星期，尽管赵紫阳多次要求见邓，但都被拒绝了。邓的秘书王瑞林告诉赵，邓最近身体很不好，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戈尔巴乔夫，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6]
一直到五月十三日，也就是邓小平会见了哈梅内伊两天之后，赵才得以见邓[7]——距离四月二十二日两人上次见面，已经整整二十天过去了——这可是中国陷入“动乱”（按照邓的说法）之中的二十天。既然这个国家正处在“动乱”之中，为什么国家实际上的第一号领导人，二十天里不肯会见名义上的第一号领导人一起商量对策呢？这位实际上的掌权者，采取的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吗？
政治阴谋：邓小平究竟在干什么
那么，究竟为什么，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小平要这样关门谢客，玩起了“失踪”？查《邓小平年谱》，从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会见李鹏、杨尚昆定性“动乱”之后，一直到五月十一日会见哈梅内伊，中间全部空白。[8]这段时间里，邓小平究竟在干什么？
综合李鹏《六四日记》里的说法和赵紫阳《改革历程》中的回忆，我们可以听到三种解释：第一，身体不好；第二，准备中苏会谈，要见戈尔巴乔夫；第三，“正在密切关注动乱事态的发展”。
对哈梅内伊，用了第一个理由，但是人家认为没有说服力；对赵紫阳，开始用的是第一个理由，后来结合上第二个理由。李鹏日记其实指明了，第一个理由，即所谓邓小平身体不好、不能见客，明显是个托词。这就是说，邓小平以此理由拒绝见赵紫阳，是对赵紫阳说了谎话。既然邓“正在密切关注动乱事态的发展”，而赵要见邓就是来讨论如何应对当时的形势（即邓所谓的“动乱”），那么邓为什么偏偏不见呢？
至于说邓要准备中苏会谈，我们知道，邓小平是五月十六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9]，就是五月十一日见一下哈梅内伊，中间还相隔一周的时间，应该足够准备下一场会见了。至于赵紫阳，则是四月三十日就回到北京了，这中间邓更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见赵，不会耽误邓见戈尔巴乔夫。
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但凡会见某个重要来宾，就必须闭门谢客花上两个星期准备，连最重要的本国同事来商讨最紧急的事务也不要见面，我看这个国家的外交和内政都不用搞了，这个领导人也不用当了，因为这说明他根本没有当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的能力和资格。
当然，邓小平不是没有这种能力。邓的领导风格，按周恩来的总结，是所谓“举重若轻”[10]，什么大事在他看来都是轻而易举的。现在，为了一个戈尔巴乔夫来访，难道就真的需要闭关十多天？显然，这个解释是很难说得过去的。而且，十一日不还是见了哈梅内伊吗？十三日又见了赵，这不更耽误“准备”中苏会谈了吗？
我的推测是：邓小平这段时间根本不在北京。所以，他无法见赵紫阳，也无法见哈梅内伊。很可能他原本计划再晚一些返京，但被哈梅内伊那么一闹，只好尽快回京。
军事政变：邓小平“失踪”的谜底
那么，邓小平干什么去了呢？为什么要瞒着赵紫阳呢？我的进一步推测是：他出京安排军队去了。
安排军队干什么呢？就是要在北京实行军事戒严，以同时解决学生和赵紫阳的问题。为什么要出京才能安排军队？看一看“文革”中毛对付林彪时候的要搞所谓“南巡”，就大体可以明白了（其实还有更多的类似事例，此处不赘）。
我们目前当然无法确知邓小平离京的时间，但很可能就在四月底，也就是在定性“动乱”并激发了民众更大的抗议浪潮之后。这就是说，早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已经决定要采取军事手段来解决这次政治危机，并完成最高政治权力的改组。
准备周详之后，只是有一件大事在日程上，邓不能不等一等。这件大事，就是戈尔巴乔夫来访。但是，邓一点儿也不想多等。五月十六日上午，邓见了戈尔巴乔夫；第二天上午，邓办即通知中央政治局常委，下午到邓家开会。会上，邓小平提出戒严。[11]
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尚未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五月十八日，戈尔巴乔夫离开中国；当天下午，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杨尚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部署兵力；五月十九日、二十日，十个集团军的有关部队就从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进驻北京地区的有关目的地”。[12]
在北京戒严，在和平时期调动大批军队，这是小事情吗？如果见个戈尔巴乔夫就真的要准备十四天的话，那么，北京戒严这样一件大事，难道邓小平仅仅用了半天就决定了？决定之后，几十万军队从八方调来，倒是不用四十八小时就完成了？如果我们想象这些军队本来已经待命，是不是更为合理一些？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待命的呢？推测是在四月底五月初，邓小平失踪的这段时间里，应该也不是全无来由吧？
当时，邓小平是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按照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中央军委要调动军队，应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按照中共“集体领导”的原则，军委主席调动军队，最起码应该知会军委第一副主席。难道，为了避开赵紫阳，邓小平不惜撒谎、装病、置国家脸面于不顾而闹出外交丑闻，也要秘密调动军队？难道，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底到五月中，邓小平事实上是策划并进行了一场军事政变？反正，结局很清楚：通过戒严，邓小平打倒了赵紫阳，也打倒了赵紫阳“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并最终悍然对和平抗议的民众实行了血腥的武力镇压。
【注】
[1]李鹏《六四日记》“五月九日”日记原文为：“下午四时，原定与伊朗总统哈梅内伊会谈，因为小平同志不见，对方罢谈。我和其琛同志亲自去钓鱼台拜会，与伊朗总统商谈。他无法理解，因为邓在他之后要见戈。”其他引文，也出自此书，但根据李鹏前言介绍，是他在准备出书的时候“参考我（指李鹏本人——引者注）的亲笔工作记录以及当时有关文献、新闻报道而写成的。”
[2]同上。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页1274。
[4]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页24、26、35。
[5]同上，页37。
[6]同上。
[7]《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1275；《改革历程》，页41。
[8]《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1272—74。
[9]《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1275。
[10]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页198。另外，长期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并当过其秘书处长的陈鹤桥回忆，邓的工作作风是“沉着稳健，临变不惊；反应敏锐，敢做敢为；计划周密，有条不紊；凡事抓紧，抓而必成。”陈鹤桥《永不消逝的怀念》，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上册，页399。
[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1276—77；《改革历程》，页47—48；《李鹏六四日记》，“五月十七日”。赵紫阳是五月十六日下午5:40开始会见戈尔巴乔夫的（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一九八九，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北京出版社，1989，页82），不然也许邓不会等到第二天？
[12]吴仁华，《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Alhambra，CA：真相出版社，2009，页17—18。
《动向》2015年4月号
附：李南央《鲍彤再看六四（一）：邓小平的一场政变？》纽约时报中文网。
作为李锐的女儿，我跟鲍彤先生之间似乎有着一种天然的互信。十年前，在一位共同朋友的安排下，我在军事博物馆附近距鲍老住处不远的一个意大利比萨自助餐厅的二楼，假装跟鲍老巧遇。因为这个自助餐超过了25元的报销额度，监视他的那些人在面包车边蹲着聊天，没有进到楼里。鲍老和那位朋友已经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了，我端了自己的盘子过去问：“可以坐在这里吗？”他们跟我一起笑了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鲍老，他开口便讲我的那篇“成名作”——《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我在文中表达了对“马列主义”母亲的负面看法。鲍老竖起他的右手食指点着我说：“你那样写你的妈妈并不公允，她也是受害者呀。”无论褒贬，知道文字受到他的注意，我暗自得意。结果那顿饭的时间主要被我用来辩护自己言论自由的权力。不记得鲍老都说了些什么，现在只留下他倾听我说话时，那种在他那一代人身上少有的平等待人的记忆。
鲍彤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是“六四”事件中被判刑、被开除党籍的职位最高的中共官员。2017年4月回国，我请朋友问鲍老能不能去看他——本意是想让他对我两本有关李锐的新书提提意见。鲍老约我4月17日见面。
可能因为我不是记者，也不是作家，“非专业”的平实给了他好感或者产生了信任，那次见面开谈不久，他就出乎我意料地单刀直入讲到“六四”，还有他对胡、赵的看法，一谈就是两个小时。我的直觉是他希望我把他谈的整理成文，告别时就试探着说：“您今天的谈话太重要了，我回去整理好，在境外请专业媒体发表。”鲍老高兴地同意了。
去年我第二次回国，10月22日又见到鲍老。不久前，我因102岁的父亲病重住院匆匆返回大陆，4月6日，鲍老同我做了第三次正式的交谈，对2017年4月17日的谈话作了补充，给出一些更明确的结论。
我是因为“六四”而出走的。“六四”之后父亲跟我说：“这个党没有味道了，这个国家没有味道了。你如果有机会，带着女儿一起离开吧。”我九岁时，父亲因为五九年的庐山会议而下了台，先是被发配北大荒劳改，后又被软禁在安徽的大别山中，文革时在秦城单间关了八年，直到1979年1月平反复出。我廿年的人生轨迹跟着父亲一起在政治漩涡中转圈，十几年的“狗崽子”，在一夜间变回高干子女，地下天上，都由不得自己。虽然我的职业是机械工程师，到了美国一直在几个国家实验室从事加速器的磁铁设计制造工作，但因为自己的命运始终跟中国的政治走向息息相关，故从未放弃过探究自己出生以来中国所发生一切的真相，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得以走近鲍彤先生，是我人生的大幸。
我在编辑父亲的口述时就体会到，他们那一辈人的亲身经历彻底颠覆了我从小在书中学到的历史。聆听鲍老讲述“六四”期间的亲身经历和对同时期其他亲历者回忆的分析和梳理，令我这个从“六四”走过而混沌不解真相的人茅塞顿开，我深信也一定能够让不知道“六四”是怎么一回事的年轻一代看清那段历史。
4月9日，我带着父亲的录音走进富强胡同6号祭拜赵紫阳先生，还向赵家在场的几位儿女简略讲述了鲍老关于“六四”的阐述，他们都说从未听到过这种说法，也从来没有那么想过。这让我更加感到鲍老思考的独到和分量。《纽约时报》同意发表根据他的谈话记录整理出的文章，我深信这些文字一定会成为后人研究中共的珍贵资料。
以下内容经过编辑与删减。
鲍：“六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没闹清楚。
李：当然没有了。
鲍：很多人都认为邓小平那样干是要保党、救党，所以要镇压学生。这是个误区。
李：“保党”是个误区？
鲍：保党，不对！邓小平是要保他自己，保证他死后中国不出赫鲁晓夫，让他身败名裂。为了这一点，即使把党打得稀巴烂，用党的名义向老百姓开枪，他也在所不惜。就是这么个问题。“六四”是邓小平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由他个人决定，由他个人发动的一次以群众为对象的军事行动。
李：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您这么说，就跟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了？
鲍：对！一样的，破罐子破摔了！毛泽东为了搞倒刘少奇，不怕把共产党打得稀里哗啦，不怕把整个社会打得稀里哗啦，不怕把整个国家打得稀里哗啦。毛泽东不能容忍刘少奇在他身后做秘密报告。刘少奇要做的秘密报告是什么呢？饿死人。对邓小平来说，赵紫阳要做秘密报告，是什么呢？邓小平反自由化，把胡耀邦搞下去了。我这么说，有什么证明？
李：嗯，您有什么证明？
鲍：用什么来证明？证明之一，耀邦去世以后，政治局开常委会讨论耀邦的丧事，当时杨尚昆也在，李鹏问赵紫阳：学生悼念胡耀邦，我们怎么办？什么态度？赵紫阳回答：“胡耀邦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去世了我们大家都很悲痛，我们党自己在哀悼耀邦，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学生哀悼。”赵紫阳是这样回答的。
李：噢！
鲍：这一句回答，立即让邓小平警觉了。如果说学生可以追悼胡耀邦，那么就等于让学生打我邓小平的耳光，因为胡耀邦是我邓小平搞下去的。这是他不能容忍的，而赵紫阳容忍了。邓发现了问题：赵紫阳是赫鲁晓夫，他将来在我（邓小平）死了以后是会做秘密报告的，必须把他搞掉。所以“六四”的问题，根本不是邓小平跟学生的矛盾，而是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矛盾。赵是邓选上去的人，“六四”以前邓对赵是百分之一百的信任。陈云、李先念几次要邓小平换赵紫阳，邓小平说：“现在没有人嘛，换不了嘛。”这个话是一个很委婉的话，邓不好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而是说“你的意见办不到”——现在有谁能替代赵紫阳呢？你说出一个人来。你没有人，那我不换嘛。说明什么？邓小平要赵紫阳帮他提建议，帮他干活儿。
李：这个常委会是什么时候开的？
鲍：4月18号。
李：在《人民日报》社论之前。
鲍：4月15号耀邦去世，社论是4月26号。何以见得邓小平是在4月18号这一天的常委会后决定要搞掉赵紫阳的？
李：嗯？
鲍：在赵紫阳召开的这个研究、确定追悼胡耀邦规模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决定了这样几条：下半旗，全国下半旗，使馆下半旗；召开十万人规模的追悼会，瞻仰遗容；追悼会由杨尚昆主持，赵紫阳致悼词，邓小平出席；悼词的内容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9号，也就是第二天，常委会决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就说不能提了。
李：第二天就不行了。
鲍：哎，19号就不行了。除了这个提法不行了，“十万人”也不行了。根据什么？根据张万舒（前新华社国内部主任）的回忆录——《历史的大爆炸》。19号上午他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说是昨天常委会决定，要在北京召开十万人的追悼会；接着又立即通知他“不是十万了”。“十万人追悼”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已经通知下去了，突然又“不是十万人”了，谁有这个权力推翻常委会的决定？只有一个人……
李：噢，而且能够立即通知下去。
鲍：只有一个人！18号紫阳还作了一个决定：发表一篇文章《胡耀邦同志逝世前后》。因为当时学生中流传个说法，说耀邦是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气死的，因为激动，犯了心脏病。实际不是这么回事，真的不是这么回事，我当时在场。我坐的位置，如果说是在这个地方（指自己正坐着的位置），耀邦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用右手指着斜对面的位置），紫阳坐在桌子的这一头（伸出左臂指桌子的左端头）。那次会议讨论的是什么呢？讨论大学的教育问题，通过改进大学教育的一个什么决定。会议开始的时候，一个人念文件，大家听，然后决定这个文件。刚刚开始念，耀邦就举手：紫阳同志，我请假，我有点不舒服。紫阳立即问他：耀邦同志你有没有心脏病？耀邦说：过去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出差到……说到这里他就讲不下去了，就趴下去了（做头伏在手臂里趴在桌子上之状）。
就是说他过去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后来到了湖南还是江西出差，我记不得他说的是哪里了，发了病，医生跟他说：你有心脏病。紫阳立即说：“耀邦同志你不要动，你不要动。”他不是要起来，要请假嘛。紫阳说：“你不要动。”马上问：“谁有硝酸甘油？”没有一个人说有。过了大约两分钟，江泽民说，“我从来不带这些东西的，这次（他是从上海来开会的）我老伴一定要我带”，就拿出来硝酸甘油。
李：过了两分钟？
鲍：唉，过两分钟。他犹豫呀，拿出来就好像是“我身体不好”，会让大家觉得他心脏有病。因此他说“我从来不带硝酸甘油的，这一次，是我老伴儿坚持要我带”，拿出来了。可是大家都不知道硝酸甘油怎么用，没有一个人知道。后边站着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我知道，我知道，放在嘴巴里含着。”就把药片给耀邦含进去了。这个时候耀邦根本不说话的。紫阳立即说：（温）家宝，家宝是办公厅主任，立即通知大夫来，抢救！中南海的医生赶到了以后，紫阳就说：我们大家转移，继续开会，这个地方留下一个安静的环境来抢救耀邦同志。本来政治局开会是在怀仁堂，常委会开会是在勤政殿，大家就转移到勤政殿了。耀邦发病大概发生在9点到10点之间，到了12点左右的时候，家宝跑过来，说：“抢救过来了。”紫阳跟家宝关照了几句，说：送到医院，好好护理。后来的去世是因为上厕所，便秘，使劲撑，心脏又发生了问题。是这么个事情。而学生中传说的是开会的时候有不同意见，耀邦火了，一激动，发了心脏病。那么，紫阳确实觉得，这样一个说法增加了群众和党的对立。因此呢，作了一个决定：由新华社和中央办公厅合写一篇文章《耀邦同志逝世前后》，把这件事情的过程说清楚，说明耀邦不是气死的，解除学生的对立情绪。总的这么个意思。这篇文章本来准备在20号发表，因此20号凌晨，也就是19号晚上12点必须发稿，全国才能通报。结果呢，又是张万舒回忆录中作的披露，说是待命发稿，到了12点0分03秒，突然，中央办公厅来通知：不发。“不发”，是什么意思？！
李：激化矛盾。
鲍：对，激化矛盾！本来紫阳的安排是要缓和矛盾，让学生了解真相、了解情况嘛，让这个事情平平安安过去：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不是气死的）。
接着，4月22号开追悼会。就在追悼会上，紫阳又跟几个常委商量，决定三点：第一，耀邦追悼会已经结束了，劝说学生返校；第二，不能动武，除非发生打砸抢事件；第三，学生提出的要求不就是要民主、反腐败、反官倒这样一些问题嘛，我们通过社会协商对话来解决。这三条常委都同意了。又去问邓小平，邓小平在追悼会上没说不同意。第二天（23号）紫阳就去朝鲜了，坐的是火车，李鹏去送，李鹏问：“紫阳同志，还有没有什么事情要交待的？”紫阳说：“就是昨天决定的那三条，小平也同意了。”李鹏他自己在日记上写的，从火车站回来，立即把乔石找去，把那三条意见写成电报，发给各省市。这就是贯彻紫阳的意图，这个意图是常委统一了的。这不是很好嘛。到了当天晚上，李鹏日记上是这么说的：“晚上我去见杨尚昆，杨尚昆劝我去见邓小平。”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首先，是他主动去见的杨尚昆，还是杨尚昆把他叫去的，没说清楚；第二，是杨尚昆劝他去见邓小平，还是邓小平跟杨尚昆说，“你把李鹏叫到我这儿来”，没说清楚。日记中还有第三句话（李鹏跟杨尚昆说）：“你也一起去。”杨尚昆到底去了没有呢？没有说。这是李鹏公开发表的那个日记，没有写。但是根据傅高义的书，那天晚上他们去见了邓小平。
李：杨尚昆也去了？
鲍：是的，杨尚昆也去了。傅高义书中的注解：23号他们两个去见邓小平……
李：他从哪儿得来的这个结论？
鲍：对呀，他哪儿来的？傅高义注解的出处：《李鹏日记》。
李：噢，有两个。
鲍：对，由此可见，《李鹏日记》有两本，一本是详细的，一本是删节的。23号下午李鹏还在忠实地贯彻紫阳提出、常委们都同意了的三条意见，到了晚上就变了。怎么变的？是李鹏自己变的？李鹏有这么大胆子？送走紫阳，（在日记中）自己还说立即找乔石商量贯彻执行，晚上去见了邓小平，然后就说：“我浮想联翩，想起了文化大革命工人不作工，学生不上学……”什么什么的一套。因此我从这里分析，这是邓小平精心选择的时机：紫阳前脚刚走，后脚他就把李鹏叫去。后来公布的那个25号邓小平听取李鹏汇报后将学生的行为定性为“动乱”的讲话，实际上23号晚上就跟李鹏讲了，因此才有24号的北京市委向政治局常委的汇报，然后才有常委决定成立“制止动乱领导小组”。就是这么一码事。
李：也就是说，北京市委的汇报是被授意的，不是主动的。
鲍：对，是授意的。虽然现在已知的资料里没有人说是谁授意的，是杨尚昆授意的？还是王瑞林（邓小平的政治秘书）授意的？还是李鹏授意的？都没说。但是北京市委的汇报肯定是被授意的。
李：陈希同的那个回忆里讲清楚了吗？
鲍：没说。
李：哦。但是您这样一说就解释通了。北京市委为什么要煽惑，它没有理由要煽惑嘛。对吧？
鲍：而且北京市委在4月24号向常委汇报时说：“中央有黑手！”北京市委能说“中央有黑手”？有这个胆子？唯一的解释是汇报之前的头一天——23号，他们已经得到了消息。
李：拿到底牌了。
鲍：对！这种话能说的啊？！到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中央有黑手”！明明是23号已经被面授天机了。
李：太可怕，太可怕了！
鲍：陈希同把这个事情是完全推到李锡铭（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身上的，他说我是市长，只管吃喝拉撒睡，学生运动的事儿全是李锡铭管的。他讲这个话，就是因为他知道，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不能沾这个边儿。至于陈希同说的是真是假，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他说了，是李锡铭。那么总有一个人作汇报吧，不是陈希同就是李锡铭。
由此可见，邓小平是在4月18号下的决心，干掉赵紫阳；在19号做出第一个动作，否定4月18号常委会悼念耀邦规模的决定，不准发表《耀邦同志逝世前后》的文章，这是第一；第二个动作，4月23日紫阳出访朝鲜，选在这样一个时机，当天晚上召见李鹏，否定紫阳在4月22号追悼会上经常委们同意的三条意见（化解矛盾，平息事态），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第二。
那么这个地方就出现一个问题，很多人问：赵紫阳为什么要到朝鲜去？去不去朝鲜，赵紫阳自己是这样说的：他在19号请示过邓小平，小平跟他说：“你去，回来以后你任军委主席。”紫阳这话是合乎逻辑的，他一定问了小平“朝鲜到底去不去？”，才有小平的“回来以后你任军委主席”这句话。
李：赵紫阳这话是谁披露出来的，在什么文章里头写的？
鲍：没有文章，紫阳自己也没写过，但是他跟很多人说过。
李：噢。
鲍：紫阳不能写，写了，他就活不下去了。（笑）但是他说过：小平跟我说“去，回来后军委主席是你。你回来，我就把军委主席交给你。”这是稳住他！怀疑紫阳，对紫阳不满，已经下决心搞掉他，又要稳住他。那么你再看……
李：完全是毛泽东的手法，完全是毛泽东了。
鲍：那么你再看，23号晚邓小平实际已经跟李鹏交了底，就是学生的行为是“动乱”。到了25号，听了北京市的汇报后又讲一遍，讲“动乱”。那时候大部分学生都已经回学校了，还动乱什么？在大部分学生都回到学校去以后，你还要叫它“动乱”，这是什么？这是：唯恐天下不乱，目的就是要激怒学生（用手指敲打桌面）。事情闹得越大，越事出有因，我把赵紫阳越好搞掉。这就是第三步了。
李：噢！
鲍：要是事情按照紫阳提出的三条意见被平息了、过去了，就没有理由召开中央全会，说我邓小平要撤赵紫阳，怎么说？“拿掉总书记”，省委书记、部长都要问了：赵紫阳犯了什么错误？只有学生闹得一塌糊涂，那个时候再来说：“你看，这是党的生死存亡关头，赵紫阳不配合。”让紫阳下台便顺理成章。因此问题哪，我的结论就是：“六四”的发生就是邓小平为了不出赫鲁晓夫，为了自己将来有一个百分之一百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这么个历史形象，为了这么个个人的东西，不惜以党的名义开枪。
那么事情为什么拖到5月17号，直到那天才在邓小平家开会讨论动用军队处理学生的问题呢？因为5月16号戈尔巴乔夫要来，如果4月24号就对赵紫阳作出处理，戈尔巴乔夫肯定不会来了。而邓小平是一定要在他的手里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建立这样一个历史的功勋。因此，虽然4月份就下了决心要搞掉赵紫阳，决心这个问题必须尽快解决掉，但是拖到5月16号你戈尔巴乔夫回去，我（邓小平）17号就开会，开常委会，决定戒严。邓知道紫阳是不会同意这么做的，这样逼迫他不得已而辞职——不是我邓让你下台，是你自己不干了。所以，“六四”就是一场政变，邓小平个人谋划的、矛头对着赵紫阳的一场政变。
李：嗯……这就说通了。
鲍：这场政变的目的，就是邓小平要保存自己百分之一百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定位。为了这个形象，不惜扔掉自己的党。他自己明明清楚得很，一旦开枪，党就身败名裂。这谁不知道？连毛泽东都早就说过：谁向群众开枪谁没有好结果。“六四”的过程在我现在看来，就是这样。
李：就是说，他受了北京市委汇报的蒙蔽呀，什么什么的，那些说法都不存在。
鲍：都不存在！是他授意北京市委汇报的！
李：整个学生的“动乱”是他一步一步挑起来的。
鲍：是这样。学生一点儿都不错。学生为胡耀邦打抱不平，没错；学生提出要民主、反腐败的要求，没错；赵紫阳说，没有理由不让学生悼念，也没错。赵紫阳是企图用协商对话的方式来满足学生们的要求，解除矛盾，来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学生、赵紫阳都没错，每个人下的棋都没错。问题是邓小平的决定，非要把赵紫阳拿掉不可，但是这是他个人内心的东西，不能说，不能质问赵紫阳：你为什么说“胡耀邦是马克思主义者”啊？你为什么要搞十万人悼念啊？这些拿不到台面上。因此要拿掉赵，就必须借助学生，给学生加罪名。张万舒的那个《历史的大爆炸》提供了很多细节，我认为是可信的。
李：张万舒是个什么人呢？
鲍：新华社国内部主任。他的书还可以有陆超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六四之夜主持总编室工作）的《六四内部日记》为佐证，两本书配起来对着看，完全一致的。我过去没有说过今天的这个想法，很大的原因是张万舒、陆超祺的书都还没出来，我是5月28就被抓了，了解得情况少，根据不足。
李：您说紫阳去世以前，他想明白了这个问题吗？
鲍：紫阳不能说明白，如果要说明白……
李：您觉得他心里明白不？
鲍：是这样。姚监复（六四时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你知道这个人吧？
李：知道。
鲍：《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叫胡什么？
李：胡绩伟。
鲍：对。胡绩伟有一次要姚监复问紫阳：“六四”是不是一场政变？赵紫阳想了一下，说：“这个问题我不清楚，你们可以研究。”你看……
李：噢，就是没有否定，那就是肯定，态度已经明白了。
鲍：所以，判断“六四”的问题，关键是要明确一点：就是至始至终，主动的是邓小平一个人，其他别的、所有的人都是被动的。杨尚昆也是被动的，他是跟着李鹏去见邓小平的时候才知道邓小平的真实意图的。但是李鹏、杨尚昆这两个人应该是最早知道邓小平的底牌“搞掉赵紫阳”的，4月23号就知道了。
李：那就是说，北京市委也是被动的。
鲍：被动的！北京市委是被动的，学生也是被动的。学生只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还在研究战略呀、策略呀，斗争啊，让步啊……
李：那您说邓家的儿女知道不知道？
鲍：邓家的儿女不一定知道，最开始不一定知道，但是后来当然知道了。邓家的儿女说：学生要把我们剁成肉酱。他们认为矛头是对着邓小平的。其时，学生当时的矛头并没有对邓小平，学生是要个公道，并没有要邓小平下台。所以，“六四”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说清楚。我认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不清楚。
李：那当然，想都没往那边想，完全没这么想过。怎么可能呢。但是您今天说的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顺序是合乎逻辑的。
鲍：时间顺序只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李：对，而且这也就说通了。要不你想：为什么北京市委要去煽惑这个事情？对北京市委有什么好处？真是太黑暗了啊，咳……
鲍：比较系统地把这个想法说出来，我今天跟你是第一次，过去没说过这种认识，是第一次。说这个话，人家都不相信。
李：我相信了。
鲍：而且说这个话，学生会很伤心：邓小平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原来是把我们当成他的工具来搞赵紫阳的。学生会很伤心：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这就是中国政治的现实。就像整个的文化大革命，所有的造反派弄了半天，翻过来、翻过去，今天你下台，明天我上台，今天被打倒，明天又被结合，文化大革命的全部东西都是变来变去的，唯有一条是不变的：“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打倒刘少奇）！”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旋律，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要干而不说（出来）的话，由老百姓说出来了，由老百姓帮他达到了目的。
附：《江泽民去世是2022年新冠管控解封的直接原因》
对于2020-2022年的新冠疫情，现在大家都是很明朗了，本身最迟在2022年初就应当要解封的，因为当时疫苗和特效药就都已经有了，随后的近一年时间是完全不必要的，并且造成了新疆大火等一系列灾难。
之所以拖到2022年12月7日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俗称“新十条”），进而解除了新冠封控，这其实和江泽民有莫大关系。而江泽民在2022年11月30日去世，2022年12月6日开追悼大会，紧接着第二天新冠封控就解除了，而且是完全解除。这前后的时间是高度吻合的。
实际上呢，疫情封控的放松，确实是必然发生的，因为新冠的传播力非常强，在2022年底开始就明显管不住了，可到时是彻底放松，还是常态化防控，这一点区别是很大的。本身在2022年11月28日的时候，新华社的报道还是：“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尽最大努力为老百姓提供方便，千方百计地提升常态化防控工作的科学性、精准性，统筹做好防疫管理和服务保障；无论何时都要把百姓需求真正放心上，解决好百姓的关心事、关切事，耐心细致周到做好群众服务工作，让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支持、配合，凝聚起疫情防控基层一线的强大合力。
”
也就是在疫情防控解除前一周多，当时的大方向，还是疫情管控会放松，要更加科学，精准，更少扰民，但是在大城市每个人去任何大型场所都要刷个健康码，这个是不会变的。就算所有人都感染了新冠，就算新冠已经消失了，这也是不会变的。因为这个健康码是习近平很重要的管控追踪人口流动，进而确保其统治权力的工具。在2022年的时候反帝党尤其是各个老干部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无法联合起来，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甚至上演了胡锦涛被拉出会场事件。而在疫情管控解除后，反帝党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迅速将曾经不可一世的习近平逼到劣势地位，并在二十届四中全会后彻底架空习近平。
因此疫情管控对于习近平称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2022年12月7日新冠管控解封，除了民间白纸运动的配合外，在高层则更多是一场意外事件。本身在二十大出现了胡锦涛被拉出会场事件，李克强也只剩三个月任期了。虽然李强也支持解除封控，并在二十大后做了更多的工作，鼓励地方党政官员，包括河北省会石家庄市的官员，坚持实施20条放宽措施。但是他的权力比在常委会任职十五年的李克强更弱。因此在高层虽然有李克强和李强的支持，但反帝党在力量对比上，其实并不是占据绝对优势的。而之所以在2022年12月7日成功了，彻底解除了新冠疫情管控，直接原因就是指向江泽民的突然离世。此后各方可能生怕夜长梦多再生变数，加上习近平另怀鬼胎，所以就一致同意迅速彻底解除封控了。
虽然在2022年12月7日解除封控的时候，高效特效药和高效疫苗并没有完全到位，可是在2021年下半年就有高效特效药和疫苗了，国产进口都有。习近平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不大力推广也不批准引进，反而把精力集中在劣质药物和劣质疫苗上。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其会在数月内解决这一问题。早在2022年2月21日纽约时报就发布了《中国为什么迟迟不批准mRNA疫苗？》的文章，质疑为何迟迟没有批准高效疫苗，而这一权力显然高度集中在习近平本人手中，其他官员并无权力刻意阻拦如此重大的项目。高效特效药和高效疫苗的长期缺乏最终导致放开时感染人数过多，救助不利，造成了上百万人的死亡。
甚至在封控放开后，在造成了大量死亡后，新冠特效药也没有进医保。
在互联网上流传大量江泽民和习近平不对付，习派清洗江派的传闻。这些其实和温家宝释放出的假消息是一样的，是为了在舆论上去混淆视听，而由于温家宝和江泽民过去对习近平做的一系列支持，所以习近平自然也满不在乎。江泽民始终是习近平最坚定的支持者。包括2023年李克强死在上海，虽然众所周知习近平涉嫌主谋，但为什么要选在上海，明显也是为了拉江泽民儿子下水。事实上江泽民及其儿子的保皇意志比温家宝的保皇意志还要坚定许多，也是死硬保皇党。
习近平温家宝清洗的那些所谓的江派，无论是陈良宇派系也好，周永康派系也好，贾庆林派系也好，乃至曾庆红派系，都只是江派的外围成员。如果这些人也算江派，那么温家宝也是江派。但事实上呢，对于江泽民派系的核心成员，如贾廷安，由喜贵这些人，习近平是始终没有动过的。
核心江派唯一一次短暂和习近平闹翻，也就是在二十届三中全会期间，江派曾经短暂加入过以张又侠为核心的保皇党。当时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还公开发声过，但随后在二十届四中全会的时候就又变回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保皇党，而且是习近平在二十届四中全会没有下台的直接原因，是目前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保皇党中仅剩的最后大员。比如习近平在2026年4月底去上海，明显也是因为江泽民儿子的支持。而温家宝则早就跳反到张又侠这边了。习近平从二十届四中全会后根本不敢去其他省份，仅在北京、雄安和上海这三个地方呆过。
温家宝和张又侠一伙长期利用法轮功旗下传媒造势，这可能也让核心江派非常害怕，所以即使在当前这样的一边倒的局面下还如此坚定挺习。这是一种猜测。由于核心江派的影响力，所以对于这种左右横跳的行为，习近平和张又侠似乎目前都是默许的状态。
可是核心江派自身绝无可能支持反帝党，支持法制建设。这个事是由于其自身因素决定的。在一个法制国家，一些贪腐之类的事情只要没有严重外溢，不处理冷处理的其实很多，所以中国共产党党内即使一些被认为生活比较奢靡的人，也有支持反帝党的，比如李鹏家族。可是江泽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组织活摘器官。这个事的证据在网上到处都是，人证物证都很多，还有人一天到晚去举报要求惩处。从法律上说，组织活摘器官的首要分子一直就是核心江派。核心江派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就是靠这个去拉拢各方的。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习近平也涉嫌在东南亚搞这个事，不过这也是学核心江派的。而在法制国家里，这种事其他牵扯到的人大多是不管的，因为追溯期和情节轻微等很多原因，但是首要分子是绝无可能逃脱法律制裁的。也没有人有这个能力去长期压下这种事情，否则这就不是法制国家了。
不过对于核心江派而言，一个非常不利的点在于，随着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现在人造角膜等都已经落地了，人的器官现阶段只剩下肺和肝还有较大作用，其他的器官都已经有比较好的替代品了。而且在未来几年内人造器官会全面超过人的器官，所以核心江派靠这种事情拉拢各方的能力也很快没有了。而在江泽民去世后，核心江派的影响力也急转直下，疫情封控也没有了。根据目前的风向，核心江派今年的策略就是杀人。靠杀人去震慑各方。今年在上海有大量的异常死亡，而且死因大都是心肌梗死，和李克强是一样的，都涉嫌和核心江派有关。而在最近几天反帝党全面向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保皇党发动进攻后，2026 年 5 月 20 日，网传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一名大四男生对着老师连吼三声 “杀杀杀”，把全班同学吓得大气不敢喘，无辜的老师被逼得连连道歉，最后还得请客吃汉堡和解。此后这一新闻被传遍全网。这两件事背后其实直接关联在一起的，是核心江派的一种公开发声。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是江泽民的次子江绵康的大学母校。对方实际上是在威胁要杀掉上海所有的反帝党。
在2026年5月19日，中青在线发布了一个视频，在遵义的村超上，也出现了杀杀杀的表演口号。而遵义是上海对口帮扶的城市。这种时间和空间的高度吻合，也反应了这场杀杀杀是一场精心导演的闹剧。
不过贵州整体是支持反帝党的，在5月13日大规模向全贵州的用户发生了反邪教的短信。（直指张又侠的喉舌，法轮功旗下媒体）。
有些人还可能很关心，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保皇党，核心江派，这些人到底计划杀多少人，会不会杀到自己头上来。这一点我建议可以参考以下证据：
（一）历史上夺权称帝的人，要么靠各种手段拉拢震慑，比如核心江派组织活摘器官，这是很好的拉拢方式，而疫情封控是很好的震慑方式，要么就是单纯靠杀人立威。而单纯靠杀人立威的，最早就是蒙古。造成了数千万人的死亡，所过之处十室九空。之后就是满清，在灭亡明朝的过程中屠杀人数也有数千万。而现代国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斯大林和毛泽东了。前者的大清洗造成了上百万人的死亡，数百万人被关押，整个官僚阶级几乎被一扫而空，只剩下10%-20%。而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也造成了数百万的死亡。尤其是官僚阶层都是无一例外的。如果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保皇党反攻倒算成功，二十届四中全会变成七千人大会，那么习近平和核心江派是一定会发动新文革的，因为需要靠运动和杀人去立威，至少在官僚阶层是很难幸免的。
（二）习近平在2012-2025年这十余年的时间里，其实已经涉嫌杀了很多很多人。光是在2023年-2025年这三年，目前网上各种异常死亡异常讣告的数量，简单估算保守估计也肯定是超过一万了。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反帝党仍然悍不畏死将习近平架空了，取得了今天的结果，取得了优势地位，只是暂时没有了绝对优势地位。所以如果习近平反攻倒算成功，那么他的新目标肯定会比这个数字要高得多得多，过去杀了那么多人都不起作用，所以远远不够。而中国的处级干部一共才几十万人，公务员一共就几百万人，所以如果比这个数字高得多的话。那么至少有点官职的人，都是很难幸免了。而其他的人，包括民营企业家，也是很容易被牵连的。
（三）过去杀人还是要留一些活口的，人都杀了就没有奴隶了。可是现在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时代，大量的工作面临被取代的情况，甚至在未来有可能出现机器人冒充人类的情况。这导致杀人的数量并没有多少上限。和毛泽东时代有本质区别。而习近平等人可不是什么善茬。除了杀人立威以外，他如果认为人太多了不好管理，浪费资源了，那么在现代机器下，这个杀人数量的想象空间是可以进一步提高一两个数量级的。那么即使是再老实的普通人也很容易遭殃。当然，即使是再搞一次文革，普通人也是肯定会遭殃的。
（四）习近平已经折腾了中国经济十多年，把很多地方折腾的工资都快发不出了。现在这种局面下，光是要扭转这个经济局面，那都是要经济工作方面很强的人物。而现在保皇党提出的方案，纯粹就是把抢掠和压制进一步升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会进一步崩溃的。那我们要问，这帮人打算怎么去发工资和养老金？还是说他们根本就不打算发工资和养老金了？
这种事在中国古代倒是经常发生，人口一多，吃不饱饭，造反，然后扑灭，战乱中死了很多人，然后粮食又够吃了。这就是马尔萨斯循环。放大了就是复活节岛，越活越回去。
所以无论是从他们的口号，还有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还有他们提出的方案，从理论到现实，都指向这帮人就是打算大规模杀人的。
胡锦涛和温家宝在互联网上长期以并列方式存在，甚至有他是团派的传言。而在《你所不知道的真实温家宝》这一高度疑似得到温家宝授权发布的文章中，将温家宝和团派彻底撇清了，声称他是一个没有派系的人。而我们之前在《你所不知道的保皇党-温家宝》明确，他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内保皇党的核心人物。这一派系致力于扶持皇帝，一个不行了就换另一个，跳来跳去，同时打压陷害忠良，所以看起来没有派系，但实际上自成一派，其行动都有明显的强组织性。
油管马司库的视频在大致介绍了温家宝是如何阻挠团派接班人李克强在河南主政时期力推的郑东新区。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v6n7IDWm10 此外他还在河南抓了大量官员，很多是冤案，比如孙善武，到现在洛阳人还在怀念他。而这篇文章主要通过分析公开信息，揭示温家宝在中央层面反复阻挠胡锦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真相。
首先，保皇党是典型的极右分子，而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左派政党，保皇党自然不得不做大量的伪装，温家宝也因此被冠以“影帝”的称号。保皇党的伪装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习近平式的，明极左实极右的，去冒充极左的。还有一种就是温家宝式的，装作传统右派的。由于中国政治的叙事都是左派叙事，大多数人对右派相关的政治常识普遍缺乏了解，所以中国大多数人能分得清极左、左派和毛派，但是分不清极右和右派。因此习近平式的保皇党很容易就拆穿了，目前在互联网上并没有多少争议，但对于温家宝式的保皇党，则仍有大量土壤。这一点此前在《你所不知道的保皇党-温家宝》、《319政变是明显的造谣》和《张又侠是俄乌战争的核心支持者》中已经有部分介绍。例如张又侠声称要进行民主改革，实际上是要当中国的叶利钦。
而胡锦涛所代表的团派的路线，一直是中间偏左的路线，并且是强调法制的。胡锦涛在2002年12月刚刚上台就安排政治局集体学习宪法。https://news.sohu.com/36/72/news205267236.shtml 甚至共产党的集体学习制度，也是胡锦涛开创的，这就是第一次集体学习，内容就是学习宪法。当然习近平现在也经常搞集体学习宪法，但我们都知道，习近平说的那个宪法和胡锦涛说的那个宪法不是一回事。
此外，胡锦涛在任期间还推广了大量的左派帮扶困难群众困难地区的政策。例如据胡春华的采访，胡春华从1993年起推广志愿者活动，包括贫困地区的支教活动，支医活动，青年志愿者通过“一助一”结对帮扶形式，为困难群体提供精准服务，并设立志愿者服务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CzWtgClL2Y 这些志愿者服务站在胡锦涛时期在全国得到推广，遍地都是。此外，众所周知的取消农业税也是胡锦涛力主推动的。虽然说有民间的抗争，但中央没有人强力支持的话，民间抗争失败的也不在少数。https://www.dswxyjy.org.cn/n1/2021/0616/c437209-32131848.html 这些都是其以人为本方针的延续。
此外，胡锦涛奉行和谐、不折腾的改革方针，提出科学发展观，还延续了邓小平的中国特色，中国模式的路线，搞大外宣。这基本上就是胡锦涛执政大致思路。
而温家宝在胡锦涛时期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经济层面阻挠胡锦涛所主导的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分配的改革。（另一个关键人物是周永康，在法制层面阻挠胡锦涛所主导的法制改革）这直接导致胡锦涛执政十年，政治体制改革收效甚微，最后还被温家宝开了倒车，这在《你所不知道的保皇党-温家宝》中也有介绍。
而在众多温家宝反胡锦涛的决策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房地产政策。我们知道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在胡温时期暴涨，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又暴涨了五年，这是导致中国社会分配不公的最主要原因。温家宝则是助推房价上涨的主要推手。这一点李蔚君也有分析：“当民间对房价过高抱怨大时，温家宝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采取行动，防止房价上涨过快”。民间以为，中央政府采取行动，房价会跌下来。而温家宝通过文字游戏，要表达的意思，看似让房价下跌，实则是让房价涨，但是不能涨得太快。既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不想房价下跌，那么投资于房子，相当于买了一个收益率下有政府保底、上无界限的投资品，没有任何风险，房价泡沫迅速做大。”https://thechinabrief.substack.com/p/4
要知道政治人物的语文措辞，都是很严谨的，温家宝这么说都不是一两次了，而是一个口头禅，所以从他自己的口供都能说明，他就是希望房价一直涨的。而从温家宝实际的政策来说，他主要是靠两招维持房价长期上涨：
1，强调所谓18亿亩耕地红线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温家宝在2007年左右提出来的。https://dnr.yn.gov.cn/html/2007/shengtingdongtai_0306/9995.html https://finance.sina.cn/sa/2013-03-05/detail-ikftpnnx6857755.d.html?from=wap
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13/03-05/4615909.shtml 无论跑到哪里都经常讲反复讲。可这就直接导致土地供应出现了严重问题。我们知道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地，那么随着城镇化，农村人口不断进城，房价肯定是涨的。
实际上呢，虽然说粮食安全是要保障的，但为什么是18亿亩？而不是17亿亩？这就很值得考究了。因为住房用地其实根本用不了多少，哪怕是多几千万亩的住房用地，全国房地产价格都不可能涨的起来了。甚至更少一些，像重庆那样，只是想办法多找一点丘陵用地，房价都涨不起来。而从18亿亩中抠出几千万亩的住房用地，这二十分之一不到的变化，对粮食安全真的有什么影响吗？所以这个数字实际上就是温家宝通过精密测算，确保房价能长期上涨的一个数字。
而这个概念被茅于轼挑战之后，他还被围攻了，说：“茅于轼先生反对"确保18亿亩耕地"的高论，不只狠狠"黑"了耕地红线一把，也"黑"了自己"为穷人办事"的立场。”
而实际上呢，反对这个就是为穷人说话的。非要穷人去城里接盘才是为穷人说话吗？当然现在中国新增人口不断减少，所以这个红线也确实变成红线了，要再放开也没什么必要，但在当年确实是一个很荒唐的政策。
2，借助房地产调控政策，让房价只涨不跌。
我们参与市场经济的都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是只涨不跌的，可是中国在2002年温家宝上台后，直到2018年左右，中国的房地产硬是上演了长达十余年只涨不跌的奇观。这个奇观其实就是温家宝借助房地产调控政策精准实现的。这其中的套路就非常多了，比如在巧妙时间点开始的限购政策。很多时候明明房价是要跌了，然后他就说要防止上涨，搞调控政策，然后房价就不跌了。这种房地产只涨不跌的奇观，直接导致了全民炒房的疯狂景象。如果说没有温家宝的这些“调控政策”去确保房价只涨不跌。正常的房市是像90年代那样，有涨有跌的，那大多数人根本就不会去炒房，因为炒房是很容易破产的。而如果没有那么多人去炒房，中国收入分配不公也不会恶化的那么严重。温家宝实际上就是房地产市场最大的控盘庄家。
对于温家宝搞的这些房地产政策，胡锦涛是明确反对的。胡锦涛当时主要是两个措施，
棚户区改造其实是李克强在辽宁时期开创的，仅在辽宁就使得155万人告别棚户区。主要是通过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方式，解决城市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https://www.chinanews.com.cn/df/2011/01-10/2776383.shtml
2，重庆地区在薄熙来治下房价也是没怎么涨的。重庆有一系列的措施，例如加强土地供应，建设保障房等。而邓小平和胡锦涛家人在2011年相继公开称赞赞薄熙来深谙思想传承。目前还有公开报道的。也就是说胡锦涛其实是支持薄熙来在收入分配上的努力的。（后来有人大量散步谣言，说是胡锦涛指使抓的薄熙来，不过温家宝的视频满大街都是，所以信的人并不多）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111009-%E9%82%93%E5%B0%8F%E5%B9%B3%E8%83%A1%E9%94%A6%E6%B6%9B%E5%AE%B6%E4%BA%BA%E7%9B%B8%E7%BB%A7%E8%B5%9E%E8%96%84%E7%86%99%E6%9D%A5%E6%B7%B1%E8%B0%99%E6%80%9D%E6%83%B3%E4%BC%A0%E6%89%BF-0
可是胡锦涛除了这些间接的支持，并不能直接去干预。因为房地产市场调控这一块，确实是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的职责。而在胡锦涛支持的这两个地区，李克强主政的辽宁和薄熙来主政的重庆，房价都没怎么涨的。所以胡锦涛在权限内已经是很尽力做了。温家宝坚持要推动房价只涨不跌，胡锦涛也不能把他抓起来。要知道胡锦涛的另一个路线就是和谐、不折腾。所以哪怕是互联网上这遍地的谣言，胡锦涛都没有澄清过。只能说是清者自清，懂房地产的都知道这是谁的责任。
当然，如果看到这里，你可能还会觉得，胡锦涛和温家宝之间的斗争，只是普通的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但实际上不是的。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右派和极右派之间的差异问题。
右派确实对公平分配不那么上心，可是右派和极右派差异是很大的。极右派通常是和地主阶级密切相关的，而右派则是传统的工商业主。右派可能会去炒房，但绝对不会说搞这样违反市场规律的调控政策让房价只涨不跌。无论是耕地红线还是房地产调控都是右派所反对的。或者更直白地说，右派是在对社会有贡献的同时，要求分的更多一些，而极右则是赤裸裸的掠夺。而温家宝这种长达十余年的房地产政策，其实已经不是一般的那种右派政策了，而是在明晃晃掠夺了。而这个政策直接导致中国生育率暴跌，陷入债务危机，直到最后实在玩不下去了，才在2018年最终被放弃。
另一个重要政策，就是户籍改革。温家宝是阻碍中国户籍改革的关键人物。当然他阻碍的方式也很微妙，也不是明确阻碍的。温家宝一方面天天说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可是另一方面，户籍改革在他的任期内几乎纹丝未动。要知道这个户籍制度改革，肯定是要他点头的，不是下面的人去做的。他自己不做，天天喊口号，这其实就是阻碍了。当然他的理由听起来也很好，说要“考虑大城市承载能力，稳妥推进户籍改革”。https://news.sina.cn/sa/2009-12-27/detail-ikmxzfmi9570803.d.html?vt=4
这个口号确实也有道理。大城市确实容纳不了那么多人，所以短期的户籍限制似乎也有道理，可是小城市温家宝又做了什么呢？仍然是没做什么。而李克强在上任后在2013年就直接搞了《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15/c70731-23559452.html
户籍制度在小城市实际上就完全放开了。而本来这个政策在十年前就应该做的，可是温家宝没做。
之所以农民工全部涌入大城市，主要就是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户口都没放开，大城市工资更高，农民工就肯定去大城市。如果小城市的落户放开了，那么农民工就更有可能去小城市。这一政策直接导致，中国的大城市实际上更大了，发展更加不公了，还多了很多留守儿童和没有入户的农民工。而本来这些人可以在大城市周边的小城市落户生活的。
而胡锦涛在2011年的时候公开说：“有些农民工离开农村在城市里工作多年，实际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分子。最近，中央正在讨论制定关于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文件，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解决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的落户问题。”所以我们从公开报道就可以看出，胡锦涛说的话都是支持户籍改革的。而温家宝则是很隐晦地在阻挠。
这一户籍改革也是右派和极右的差异。右派中的一些保守派，本地主义比较重的，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外来人口有所抵制，但是右派也不可能说让这些人在本地工作了十几年连个户口都没有，只是对那些新来的入户做一定限制而已。而且大多数国家都是没有户籍制度的。在这一问题上反复阻挠，也反应了温家宝一贯的极右路线。
此外，温家宝还耗尽了朱镕基改革留下的三大财富。这是国世平的观点。
朱镕基的分税制改革重新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比例，使中央政府掌握了庞大的财力，从而有能力在后续推动大规模的高铁、地铁等基建。金融与银行业的改革通过剥离不良资产、引进现代管理机制，让曾经濒临破除的四大国有银行转亏为盈，化解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国有企业改革通过“抓大放小”和股份制改造，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出现了一批世界五百强的大型国企。
而温家宝主导的房地产经济，导致了房地产长期过热，因此导致后续的高铁、地铁等基础投资建设缺乏理性规划，后期资金回报率低下。在房地产繁荣下，银行的坏账风险又再次随着地方政府和房地产的高杠杆累积起来了。同时国企在温家宝主政下演变为行政垄断和资源过度集中，严重挤压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
温家宝和胡锦涛之前的纠纷甚至可以追溯到胡锦涛上任主席前，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纠纷。我们知道，当时温家宝就投靠了江派。而当时江泽民将陈希同的案子交给胡锦涛处理，又把禁止军队经商的政策交给胡锦涛去办。这两个都是极其得罪人的工作。胡锦涛因此在军队和北京政府里都得罪了不少人。这两个案子现在都被认为是江泽民的功劳。相当于说得罪人的是胡锦涛，而功劳却变成江泽民的。
温家宝的支持者在宣传上则经常将温家宝包装为右派，而将胡锦涛归为极左。将温家宝和胡锦涛的路线之争说成是左右之争。可实际上呢，胡锦涛虽然是左派路线，但他的这些公开讲话，都是非常中立的，让工作多年的农民工落户，又不是让新来的落户，这和极左有什么关系呢？甚至包括薄熙来，虽然其在任内奉行唱红打黑路线，但是其推行的经济政策，仍然是传统的左派政策，没有任何经济政策是文革时期的政策。
附：《你所不知道的保皇党-温家宝》
最近一年，互联网上对于温家宝的新闻非常多，还有各种冠以其名的呼吁推翻或拆分中国共产党建立所谓多党执政的民主制度的言论，例如《中国到了大崩溃危急时刻，温家宝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习近平面临历史大抉择》和《温家宝震撼方案：把中共一分为二，一边改革叫「中华人民共和党」、一边背锅叫「毛共」》，还有《你所不知道的真实温家宝》。我本人相信这些言论确实是温家宝授权发布的，我们需要回顾一下温家宝的历史。（部分内容来自于油管《政经鲁社长》的报道：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b3cQpXrLmk）
（一）温家宝本人在六四中虽然和赵紫阳一起去见了学生，但是让赵紫阳去见学生是当时党中央的一致决定，并不是赵紫阳的个人行为。他当时作为中办主任，陪同是很正常的，这就和现在习近平去哪都要中办主任蔡奇陪同是一样的。并不能理解为温家宝以个人名义直接出面大力支持六四运动。而事后他也和赵紫阳切割了，否则他不可能全身而退还步步高升。
（二）温家宝行事专断独裁，在党内得罪了非常多的人。这一点在网上也有流传。基本上政治世家的各种派系也好，团派也好，极左派也好，他都得罪了个遍。互联网上虽然有时候有一些谣言把他和团派关联在一起，但实际上在胡锦涛时期，温家宝一直是反团派的，是胡锦涛执政的最大阻碍。胡锦涛在任权力那么弱，没有总理的配合是做不到的。这一点在《胡锦涛和温家宝的路线之争，是反极右和极右之间的斗争》中有更详细的介绍。《你所不知道的真实温家宝》声称他是一个没有派系的人。可实际上呢，温家宝虽然得罪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各种派系，但却是保皇党的核心人物。
（三）温家宝和习仲勋有密切关系，从90年代起，就一直是习近平上位总书记的最大支持者，没有之一。当然习近平的支持者很多，但温家宝所做的远不止一般的支持，而是亲自帮他肃清政敌乃至权力稍大的下属，全部有名有姓。
首先2006年，温家宝就任国务院总理期间，借“违规动用社保基金投资”为名罢免并惩处了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并宣称“社保基金是高压线”。可一个这样的小事，陈良宇一派被全部肃清，波及甚广，目前众所周知是一个冤案。
其次，温家宝不仅在中央阻挠胡锦涛的决策，还在地方上狙击团派的接班人李克强，这一点大家可以看油管马司库的视频，温家宝是如何阻挠李克强在河南主政时期主张的郑东新区。www.youtube.com/watc... 此外他还在河南抓了大量官员，很多是冤案，比如孙善武，到现在洛阳人还在怀念他。
最后，温家宝抓了薄熙来，这是众所周知的。
所以中国共产党党内原来在十八大十九大上的四个有力接班人，三个都被温家宝整过，两个直接坐牢了，一个在河南的下属被大量抓走，导致李克强成了新中国建国以来权力最弱的总理。习近平能在上位五年后成功修宪，温家宝是第一功臣。而且这些都是有名有姓有公开报道的，和未经证实的传言有极大区别。比如网上还有传言说令计划和陈良宇被抓有关，但实际上令计划也好，胡锦涛也好，从未就此事公开提过，而温家宝当时强调陈良宇案件的采访现在还挂在网上的，维基百科也是认为是温家宝主导的。www.criminallaw.com....
当时温家宝还说：“腐败份子不管职务多高都要依法严惩。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加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而陈良宇为什么和权力过分集中扯到一起了，这个逻辑也很奇怪。而温家宝对李克强主张的郑东新区不满，抓河南的官员，那也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河南人都是知道的。至于薄熙来更不用说，没有他在发布会讲的那些话，薄熙来不会那么快被抓。
而且温家宝不是只抓几个人，而是连同其所有的支持者，全部肃清，比如陈良宇案抓了五十多人，薄熙来在辽宁和重庆被肃清“余毒”。
此外呢，除了政治对手，温家宝还在卸任前拆除了其他阻挠习近平长期执政的关键障碍。比如在2010年的时候撤销了600多个驻京办。www.bbc.com/zhongwen... 驻京办是国务院联系地方很重要的纽带，没有驻京办的话，国务院的权力会被大大削弱，而中共中央的权力会大大增强，因为中共中央是有另外一套联系地方的渠道的，而国务院各个部委主要靠的就是驻京办，所谓“跑部钱进”。
还有刘志军。现在网上还有报道的：“温家宝星期天出席网上直播访谈时称，最近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撤职的事件说明，“无论什么人，有多高的职务，只要他们违法乱纪、贪污受贿，都会受到严厉惩处。””
而网上还有传言说刘志军被抓是胡锦涛指使的，可现实是我们看到的，亲自批示说明的，都是温家宝，并没有胡锦涛什么事。胡锦涛充其量就是没有阻拦他。而且你注意到没，温家宝的这句口头禅，后来被习近平继承了，原话几乎是一动不动的。这更是说明温家宝和习近平之间的密切关系。
刘志军被抓，直接导致铁道部后来被拆分，而铁道部是权力最大的一个部委。还有温家宝阻挠李小鹏和李小琳，这也是公开的。他主导了电力系统的改革，极大削弱了电力系统的权力，并且使用的主要手法是将李鹏主导的三峡工程和板桥溃坝相关联。而实际上板桥溃坝主要是两个原因：
1，水库有淤泥，无法泄洪。可是现在的抽沙技术连在海里建人工岛都绰绰有余，不可能连什么水库淤泥都解决不了。板桥水库那是文革时期的事情，用的是苏联的技术。
2，坝体结构本身强度不够。混凝土强度等级是按混凝土立方体抗压标准强度来划分的，采用符号C与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单位为MPa）表示。普通混凝土划分为C15、C20、C25、C30、C35、C40、C45、C50、C55、C60、C65、C70、C75和C80共14个等级。以前的板桥水库用的是早期的混凝土。而现在还有C150-C400的超高性能混凝土，连核爆都能抵御，何况是水库压力。李鹏是学水利发电的，不可能连这个事都搞不清。
李鹏在任期间对于后期已经蜕化为保皇党的江泽民形成了极大的约束。凭心而论，中国的电力系统还算是不错的了，电价合理，偏远地区也有电，供电也很稳定。电力系统从来就没有搞过什么事情祸害全社会的。将三峡工程和板桥溃坝相关联是典型的民粹政治。
相当于除了接班人上的争夺，连下级权力过大的，温家宝也帮习近平整肃了。所以习近平才能在上位总书记后如势破竹，短短五年时间直接修宪，因为在国务院这一层几乎没什么阻碍了。
此外呢，温家宝这个人说一套做一套，余杰说的影帝称号其实是名副其实的。你去看他说了什么，实际做了什么就知道了。他去抓陈良宇，刘志军，薄熙来的时候，都是声称防止权力过度集中，而他实际上为了什么？让习近平权力过度集中，长期执政。
他在任十年的时候，突然在卸任前提收入分配改革。这也提示他很可能很清楚习近平治下收入分配改革会停滞，社会会更加不公，那他在卸任前说这些话，很可能也是他为了博取公众好感，防止被清算的套路。www.voachinese.com/a...
事实上呢，温家宝这个人在会来事这一块是一流的，也就是他虽然得罪了很多人，但都是暗地里得罪，在明面上你还真挑不出他说的话有什么错，他就靠着这种套路，加上支持保皇党，不断篡夺窃取其他人的功劳，步步高升。而且他还很会散步谣言，目前在网上有各种他支持团派甚至就是团派的传言。还有各种他和习近平和江派不和的传言。而且还说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这无非就是为了掩饰其在任内反复阻挠胡锦涛政治体制改革的真相。（详见《胡锦涛和温家宝的路线之争，是反极右和极右之间的斗争》）
面对这些传言，你去看他做了什么就很明显了。这人影帝的称号其实是名副其实的，相关证据都是有名有姓的。而且他说的和他做的，基本是完全相反。
要知道温家宝是自赵紫阳之后权力最大的总理，他除了总理之外，还有很多党内职务的，不仅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是全国经济的总管，还兼任多个中央领导小组的组长，还兼任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而“国防动员法”更赋予国务院总理部分调动指挥军队的权力。做什么不一定是实际的事情，公开发声也可以是做事。但前提是公开发声的内容是言之有物的，是确实提供了可行的路线，办法。温家宝公开发声倡导普世价值，所倡导的办法却都是明里暗里为集权铺路的。http://www1.rfi.fr/actucn/articles/123/article_19834.asp
（四）温家宝为什么拼命要扶持习近平？合理猜测其原因是为了保住其自身利益。因为温家宝这种得罪了党内几乎所有派系，又屡屡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的人来说，除了扶持一个皇帝出来，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很好的保住其自身非法利益？并没有。所以温家宝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一步步堕落成坚定的保皇党，他支持的人肯定是想当皇帝的，只是具体是以何种方式当皇帝而已。温家宝之前捧的另一个接班人，孙政才，也是类似的，被党内一致唾弃，习近平想要长期执政，也不可能留，很快就直接被处理了。官方的处理公告已经暗示，这人的风格也和习近平是类似的。www.xinhuanet.com/po...
而对比胡春华，即使在二十大的时候出了被拉出会场那样的事，仍然担任政协副主席，有一定力量。所以这两人的支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五）从2023年以来，由于新冠疫情解封和李克强的死亡，共产党党内掀起了一股新的反习运动（更早之前一直是有的，但借着新冠被习近平压下去了），习近平的权力实际上是全方位收缩，目前在军队也好，国务院也好，地方也好，都处于全面崩塌的情况，这一点互联网的传言也非常多，确实是真的。而温家宝本身肯定是支持习近平的，但是根据目前的消息，他在大约2025年开始，可能发现习近平确实不行了，就跑去支持张又侠等人了。需要注意，温家宝在观察风向这一块是一向很准的，六四的时候及时和赵紫阳切割，后来历经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他抛弃习近平就说明习近平确实是不行了，当然他肯定是要去捧个皇帝出来的。张又侠也明显是想当皇帝的，和习近平是发小，两个人非常像，所以符合温家宝的目标。当然这次张又侠的叙事是和习近平不同的，按照互联网上流传的，声称要搞民主改革。所以最近一年互联网上温家宝和张又侠这两人一唱一和，非常热闹。但实际上呢，以张又侠和俄罗斯密切的关系来说，他大概率是想做中国的叶利钦了，和真正的美式民主是没啥关系的。这一点在《张又侠是俄乌战争的核心支持者》中有明确介绍。所以我也相信网上各种冠名温家宝的文章是温家宝授权传出的，因为符合其一贯的明反皇实保皇风格，利用希望追求民主的网民。现在网上甚至还有他声称要求调查李克强死因，法办习近平的消息，很可能也是他希望在舆论上去篡夺窃取其他派系要求调查李克强死因，整治习近平的努力。事实上他不太可能为这个多年的死对头做过什么。
（六）张又侠虽然报道说在2026年1月中被抓了，但实际上这个消息真假存疑，因为到现在都还没被罢免，温家宝也还能出境。虽然张又侠被各派系围剿，但其势力非常大，综合了目前保皇党的大部分力量，而且习近平也不急于去抓张又侠，因为对于他来说其他派系才是最早且真正威胁他的。此外在《319政变是明显的谣言》中我们也分析了，造出非常离奇的谣言是温家宝的惯用手法。如果张又侠被抓是假的，那么其他各派系也不会去反驳，同时张又侠想拆分中国共产党，当中国的叶利钦的目标也能更名正言顺。
（七）目前共产党党内主要是改革派、保守派和习近平张又侠这些坚定想当皇帝的人之间的争夺。而温家宝支持的习近平和张又侠明显是不可信的。
附：《319政变是明显的造谣》
我们在《你所不知道的保皇党-温家宝》中阐述了温家宝“影帝”称号的名副其实，以及其习惯性造谣抹黑，编织冤案的情况。而对中国最近十余年政治格局影响最大的一个谣言，319政变，目前也高度怀疑和温家宝有关。
319政变最早的出处是2012年7月香港杂志《前哨》的文章，声称今年3月19日的北京发生了政变，是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发生的最大骚乱。并称这来自与中央政治局非常接近的消息来源，并非空穴来风。这一消息大致为当时的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为了抢夺薄熙来案的关键证人、大连实德富商徐明，并伺机行刺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而发动的政变。也有说法称，周永康调动大规模的武警部队，包围新华门和天安门。胡锦涛急调38军入京，同政法委大楼外的武警发生对峙，武警对天鸣枪示警，但38军的精锐部队迅速将众武警缴械。当晚不少北京市民都听到枪声。
这个消息之后一直没被辟谣，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大陆媒体也没有报道证实，就这样处于一种未被证实也未被否认的状态，同时境外媒体在2012年到2014年频繁重复这一消息，都说是来自中央政治局的消息。同时诡异的是，这个消息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以小道消息的形式被大量传播，党内中上层几乎都知道，并没有被党内禁止（和其他在大陆被封锁消息的事件有非常大的区别）。
这个消息其实很明显是一个谣言。我们今天就来考究一下事件的时间线：
（一）在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在两会上公开声称要求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务必就“王立军事件”进行深刻反思并吸取教训。此外温家宝还表示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二）在2012年3月15日，即全国“两会”结束后的第一天，薄熙来被免职。需要注意的是，薄熙来当时在两会的时候是有长达近两小时的著名公开发言的，现在还有视频。按照中国共产党通常的习惯，如果真的打算开完会就抓他，不会这样让他长时间高调发言的。而且邓小平和胡锦涛的家人在2011年的时候还公开支持过薄熙来。https://matters.town/a/x3n50zao7mf2
所以根据公开的消息来分析呢，即使在王立军事件后，中共中央党内也只有温家宝和习近平强烈支持抓薄熙来而已，其他人都是观望的态度，毕竟谷开来这个事和薄熙来没有直接关系，但温家宝在两会上这一讲话，直接让事情被定死了。
（三）2012年3月18日凌晨4点，当时中办主任令计划的儿子令谷因著名的法拉利车祸事件死亡，随行的两名女子重伤。而中办主任是安排总书记各项活动的，所以胡锦涛去哪都是令计划跟着的，这就像赵紫阳和温家宝一样。所以这个事对于胡锦涛的名声影响非常大。因为法拉利指向令计划的腐败。此后互联网上有大量传言说法拉利被人动了手脚。
（四）同时网上有传言说，令计划亲自带了三个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和一批人马，包围了北京市公安局，称其子被“政治谋杀”，要求北京市公安局交出尸体并立即对车祸展开调查。由于令计划是中央警卫局的政委，无权直接出警，所以此事被抹黑为令计划意图政变。此外，还有传言说令计划之后又找了当时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帮忙掩盖此事，周永康同意了。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21205/c05crash/
（五）在2015年左右，令计划被官方和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绑定在一起，变成了新四人帮。而以上的319政变的消息就这样被广为流传，也没有辟谣。同时呢，境外媒体如太阳报、苹果日报、美国之音等媒体在2014年-2015年开始报道，说来自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消息，令计划在任期间，善于运用爆料等手段，打击其他中共政治人物，包括江泽民、曾庆红等人，并制造冤案，迫害整垮了政绩和口碑颇佳的中共上海市委前书记陈良宇[17][21][22]。可实际上呢，2007年温家宝强调陈良宇案件的采访现在还挂在网上的，维基百科也是认为抓陈良宇和其同党五十余人是温家宝主导的，是借“违规动用社保基金投资”为名罢免并惩处了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并宣称“社保基金是高压线”。https://news.sina.cn/sa/2007-03-16/detail-ikkntiam8828514.d.html?vt=4
当时温家宝还说：“腐败份子不管职务多高都要依法严惩。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加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而陈良宇为什么和权力过分集中扯到一起了，这个逻辑也很奇怪。本来在2014年以前舆论上公认是温家宝抓的人，突然之后就变成令计划抓的了。而这时令计划已经被调查了，也没办法说话，没办法辟谣，直到现在都还在牢里。同时我们在《你所不知道的保皇党-温家宝》中也阐述了温家宝贼喊捉贼的惯用手法。这些谣言指责令计划善于运用爆料等手段，打击其他中共政治人物，并制造冤案，其实完全就是温家宝的干的事。这也进一步把爆料是温家宝主导的联系在一起，因为手法和陈良宇薄熙来是如出一辙的，而后面这两桩案子肯定是温家宝干的。
（六）我们需要注意，这个令计划包围北京公安局的时间，和所谓的周永康319政变是同时的。而2012年3月18日发生了法拉利车祸是非常确实的消息，有图片人证物证和官方报道。这个车祸也确实很蹊跷，发生在薄熙来被免职仅三天之后，高度指向胡锦涛。因此令计划找人去讨说法是很有可能的事，（四）中的消息应当是真的。此后还有大量的谣言说薄熙来被抓是胡锦涛指使的，不过由于温家宝的视频人尽皆知，所以这一消息信的人并不多。实际上邓小平胡锦涛家人在2011年还相继赞薄熙来深谙思想传承。有公开报道的。
那么我们要问如果令计划真的是和周永康一起阴谋发动政变夺权的，是要胡锦涛找38军去平叛的，那么这个时间是怎样重合在一起的？难道在令计划去包围北京公安局的时候，周永康同时去抢徐明？可是令计划的儿子出事肯定是令计划和周永康都无法预料到的，这两件事真的就这样恰好重合在一起吗？还是说，其实就是令计划作为中央警卫局政务，找了几个人去北京公安局讨个说法，然后就被人以讹传讹说成政变，再后来令计划求当时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掩盖此事，就变成了周永康政变？
（七）还有消息称令计划为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伙同新四人帮结盟为政变朋党集团，该团伙意图通过政变推翻习近平及李克强接班并篡夺中共最高领导权，而这个政治团伙的核心，并不是周永康而是令计划，若这个团伙的政变成功，令计划将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上取代习近平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最终他们的政治计划因王立军事件而破产[23][24]。问题是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时令计划依旧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是，且在中共党内排名还比较靠后[26]，习近平和李克强在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后已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27]，想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上以令计划一个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取代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习近平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一点也是维基百科的内容。令计划-维基百科
（八）所谓319政变的关键人物，所谓被抢夺的徐明，原定于2016年9月刑满释放。可是在2015年12月4日，徐明在狱中去世，终年44岁，死因可能是急性心肌梗塞，和李克强是一样的，一个44岁的人突然在出狱前半年心梗了。
徐明在狱中死亡事件基本在法律上就可以构成一个319政变是造谣的合理怀疑了，否则为何关键证人在临近释放前高度指向被害呢？而综合整个情况，前因后果来说，这些前后矛盾的声称来自中央政治局的消息肯定有大量的谣言，所谓的319政变肯定是造谣，至少大部分内容是虚假的，以讹传讹的。而为什么没人辟谣呢，因为被造谣的人全在牢里，或者在牢里死了，无法辟谣。而谣言里提及的其他的当事人，比如胡锦涛，连跟令计划撇清关系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去帮他辟谣。而帮令计划说话的李源潮遭遇了下属大规模被查的情况。同时由于这些消息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大规模传播，高度指向这些消息是温家宝和习近平等人释放出来的。
而事实上，这个事远比这些谣言所反应的更冤。薄熙来虽然其在任内奉行唱红打黑路线，但是其推行的经济政策，仍然是传统的左派政策，没有任何经济政策是文革时期的政策。即使所谓唱红打黑和后来习近平的扫黑除恶也完全不是一回事。打黑和扫黑，看似一字之差，实际上前者的重点是打击犯罪，打击首要分子，而扫黑则是一扫而空，更加类似肃清。后面还加上除恶，更是有除恶务尽之意，完全违背了建立法制清人不清派的原则。
在打黑前面突出唱红，是从舆论层面为打击犯罪造势，也就是先造势，再打击犯罪。这是打击有组织犯罪的经典手法。各国都是这样做的。美国打击恐怖组织黑社会组织的时候也是要高唱爱国歌曲，团结群众的。只不过薄熙来挑的歌曲不太好，红歌本身有很多，可他经常挑一些和毛泽东有关的。这就被人抓到把柄了。毕竟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其实是早已被完全否定的一个对象，谁碰谁倒霉。大跃进和文革对国家造成的深重灾难众所周知，只是在公众层面还没有做彻底否定而已。唱红歌是对的，只是要尽量避开和毛泽东称帝有关的毛帝歌。薄熙来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可是从法律上说，薄熙来这个“唱红打黑”的口号本身并没有问题，也不是唱毛打黑。
有关薄熙来被冤枉一事，早在2013年8月8日恽仁祥就公开提出过：“
众所周知，薄某的所有言行，对“文革”无好感，这是不爭的事实，那怕把薄某每一个细胞作法律鉴定，也查不到薄某有一个搞文革的细胞。所以把薄某作为重庆“搞文革”的“首犯”逮捕，是一起铁板上钉钉的空前大假案。我虽是法律文盲，但这个结论，我坚信经得起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检验。
”
此外另一个疑点极多的指控，是“薄熙来被指发起了一场大型的电子监控行动，以协助打黑除恶专项行动，重庆市警察局长王立军担任这项国家资助项目的设计师，该项目被官媒形容为“覆盖电信互联网的综合配套窃听系统”[105]。系统涉及窃听和互联网通信监控，其设计获得网络安全专家、防火长城建设关键人物方滨兴的帮助[105]。
据《纽约时报》报道，窃听行动不仅针对当地罪犯，还涉及包括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内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通信[106]。消息人士表示薄熙来企图监控所有到访过重庆的中央领导人，以便更好了解他们对自己的看法。2011年8月，中央高层的反窃听装置探测到，胡锦涛与当时正在重庆访问的中纪委官员马𫘜之间的电话通话被薄窃听，从而引来了中纪委的严格审查。据称该窃听行动也是促使2012年薄下台的一个因素[105][107]。”
这个传闻也基本确定肯定包含大量的虚假信息，疑点有：
（一）方滨兴是什么人？北邮的校长，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这样长期在北京的重要人物去重庆帮薄熙来搞监听系统，然后还长期没被中央发现。这是把中央的人都当成傻子？
（二）按照这个报道的说法，2011年8月的时候，胡锦涛的下属就检测到被薄熙来窃听了，然后薄熙来被中纪委严格审查了。可是2011年9月的时候，胡锦涛的家人，胡锦星还公开出面称赞薄熙来深谙思想传承。你觉得胡锦涛的家人会在薄熙来出了这么大一桩事，被中纪委严格审查的时候，公开出面称赞薄熙来？这还是涉及到胡锦涛自己的事。
所以这里面肯定是有大量虚假信息的，而且造谣的手法其实和319政变如出一辙，都是说薄熙来害胡锦涛，可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在2011年9月的时候胡锦涛的家人，胡锦星还公开出面称赞薄熙来深谙思想传承。这明显就是胡锦涛授意去站台的，因为这种站台直接就是政治上的称赞，并不是普通活动捧场。这个事的真实情况不得而知，但肯定是被严重夸大了。
附：《实现根除保皇党目标的十五条建议》
在习近平下台后，要根除保皇党，则有三个要点：1，将死硬保皇党全部开除出党，镇压死硬保皇党；2，确保反帝党中的一些人不会借着镇压保皇党的机会而蜕化为新的难以处理的保皇党；3，根除保皇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要确保改革过程的安全可控。
以下是为实现根除保皇党目标的十五条建议：
（一）立法上的拨乱反正。
习近平在上台后修订了不少法律，在2018年修宪后，法律的修订进度就明显变快。如修订了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这些法律以监察司法人员的名义严重侵害了司法独立。在保皇党完全掌权的情况下，其修订的法律大都没有经过充分民主讨论，多半是有利于保皇党的，只有极少数的法律可能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因此，从2018年宪法修订起至2024年间修订的所有法律，一律废止，原先有效的法律法规予以恢复，少数确认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法律进行修正，移除其中有利于保皇党的条款。而理由也很简单，这些法律修订的时候没有严格按照立法法的流程，经常和现行法律相冲突，而且期间出现了颠覆国家政权的情况，即未经过充分民主讨论和法定流程，采用暴力或软暴力手段改变宪法秩序。就习近平而言，则是在2018年修宪时出动军队威吓人大代表，且修宪方案从公布到通过只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而在2012年至2018年初和2025年至今修订的法律，由于习近平并未处于绝对掌权的状态，其法律大都经过了一定的民主讨论，因此是否废止或重新修订应当一事一议，充分考量当时通过的原因和目前的情况。
（二）最高权力的平稳承接。
同时，由于现在的中央委员会在经过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之后，其组成结构已经变得对保皇党非常有利。习近平甚至在接班人层面也做了大量的铺垫。所以目前即使习近平下台，也很难确保新上台的反帝党中的一些人是否会蜕化为新的难以处理的保皇党，而且权力交接中容易出现动荡。因此除了全面镇压比较明确的死硬保皇党外，还需要对中央委员会进行大幅扩充。将过去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除了死硬保皇党和限期不和保皇党切割的外，全部增补进中央委员会。甚至包括一些被保皇党造谣冤枉入狱，被开除出党的人，也要及时平反，增补进中央委员会。这样有助于稳定局势。虽然这里面可能还有隐藏的死硬保皇党，但人数肯定不占多数，所以不会影响根除保皇党的大局。
中国在保皇党2018年成功修宪前，从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中间有近四十二年没有称帝的国家领导人，比毛泽东称帝的时间还长，并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在2018年修宪后，中国即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局。实践反复证明，皇帝对中国百害无一利。现在这些老干部大部分是反帝的。他们资格老，人脉广，反帝的能力和现在在台面上的这些人没得比。而习近平上任后做的最主要的事就是限制老干部的出行自由。这一点看中共元老宋平在2026年1月3日给习近平的一封信就很清楚了。https://globalleadernews.com/%E4%B8%AD%E5%85%B1%E5%85%83%E8%80%81%E5%AE%8B%E5%B9%B3%E7%BB%99%E4%B9%A0%E8%BF%91%E5%B9%B3%E7%9A%84%E4%B8%80%E5%B0%81%E4%BF%A1/
此外，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分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要由中央委员会的文职人员担任，军职人员列席，实行集体领导，而中央军事委员会包括主席在内全部是军职人员，实行领导权和管理权分离。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党在军队的绝对领导，有效防止军人干政，另一方面也能增强专业性，避免文职人员瞎指挥的问题。
（三）落实清人不清派，禁止政治肃清。
保皇党常用的政治斗争手段就是肃清。肃清通常缺乏除政治因素外的具体依据或依据较弱，而相关被处罚的对象之间具有明确的政治关系。就温家宝和习近平来说，其最常见的手段就是强调贪腐和作风问题，甚至公开强调被处罚对象不忠诚不老实。例如在陈良宇一案中，温家宝政治肃清五十余人，几乎将陈良宇一派斩尽杀绝。而此后薄熙来亦受到类似的待遇，其下属纷纷被抓。政治肃清严重破坏了政治生态，使得冤案频发，有冤无处申，因为能帮你说话的全被抓牢里或被免职了，无法保障辩护权，严重违反宪法中“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规定。习近平经常喊的口号是“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可实际上呢，在生态平衡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别人的权力是被关到笼子里了，他的权力却无法无天了。同时落实清人不清派的策略也能有效防止反帝党中的一些人借着处理保皇党而蜕化为新的难以处理的保皇党。
同时需要明确：落实清人不清派，禁止政治肃清和我们根除保皇党是不矛盾的。因为一个派系内并不都是保皇党。例如习近平一派有很多人就不是保皇党，有些人是被习近平蒙蔽的，也有曾经是保皇党后来思想发生转变与之切割的，和死硬保皇党有很大区别。我们要根除保皇党，指的是将所有派系内的死硬保皇党都开除出党，同时又对所有的派系本身予以保留，这就是清人不清派。
在宪法中有规定：“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这一规定明显了，对于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是需要镇压的。即使对宪法的镇压规定做限缩性解释，对于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情节恶劣的，也是宪法规定必须开除出党的。这主要就是指性质较为恶劣的黑社会、暴恐或反复颠覆国家政权的有组织犯罪，尤其是勾结外国颠覆国家政权的有组织犯罪。
从近代史也可以看出，在七千人大会时，反帝党没有对保皇党进行镇压，结果保皇党其后发动文革进行反扑。而在文革后对保皇党进行了肃清，但对其生存空间没有彻底根除，结果在十余年后保皇党即重新兴起，并在四十余年后成功修宪，夺权称帝。同时在文革后对保皇党进行的肃清没能很好落实清人不清派的原则，因而存在一些冤案或没能保障其合法权益的问题，如陈永贵。
镇压流程建议采用包围、喊话、到时间再采取强制行动的模式。即对于需要镇压的人员，先公布或通知其明确的判断标准（包围）。其中正在犯罪的，可以先采取措施进行控制，但在审判前也应当暂时释放。对于社会危险性较低的人员，则不得先行采取强制行动，而是给予其足够的时间和通过事后表现出罪的机会（喊话）。等到时间了，仍不悔改的，则一律采取强制行动。这样一方面给予了其充分的辩护和考量时间，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将投机或被蒙蔽的人和死硬犯罪分子相区分。即充分保障了辩护权，又避免了诬告陷害。落实宪法中：“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的规定。
（四）优先修订刑事诉讼法、刑法等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法律。平反冤假错案。
在镇压中，除了明确镇压流程，避免不应当镇压的人被镇压，还要保障被镇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镇压变成掠夺的情况。要确保这一点，就要先修订刑事诉讼法、刑法等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法律。在2026年4月30日，监狱法已经修订了，对于犯罪分子通信、会见、辩护等合法权益的保障有了很大的提高，下一步的目标则是修订刑事诉讼法，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因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分子，都是公民，仍然享有宪法赋予的基本权益。同时要及时平反习近平时期的冤假错案。
（五）修订反有组织犯罪法，对目前保皇党一系列有组织犯罪的行为进行及时打击，镇压死硬保皇党。
此外，要将刑事案件处置的首要重点转向及时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全面修补刑法中的漏洞，以有效根除保皇党的生存空间。因为我们前面分析过，保皇党归根结底就是重特大案件长期没有被处理，这些犯罪分子希望找个靠山。所以任何社会如果刑法迟迟不全面落实，日积月累，都很容易出现皇帝。因此在镇压保皇党后，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刑法在以后能全面落实。尤其是加强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执法力度。
对于镇压保皇党有功的人，给予一定褒奖。
（六）执法改革，形成多套有力且互补的执法体系。
习近平在上任后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将原先的执法系统进行了拆解。在习近平上任前，执法系统主要是武警、公安、国安这三块。此外还有铁道部这样公检法都有的庞然大物。不同的执法系统可以确保权力的互相制衡。而温家宝抓捕了刘志军之后，习近平拆分了铁道部，并且将武警的许多部分划给了公安，将公安中国保的职能扩充到国安的范畴。因此执法系统出现了公安一家独大的情况，武警和国安被大幅削弱，铁道部则直接被拆分了。而在执法上的改革重点就是如何扭转习近平对执法系统的一系列破坏，形成多套有力且互补的执法体系。
而且不同的执法体系需要背靠完全不同的文官体系。例如公安背靠政府体系，武警就不应该再由政府指挥，也不能由军队指挥，可以由人大政协来指挥，让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拥有武警的指挥权。这一改革方案将人大政协的利益通过武警这一渠道和军队进行了绑定，也有助于提高军队的待遇。而解放军本身需要明确不能对非作战人员采取任何行动。
就全国范围来说，目前中国大陆的司法体系、港澳台的司法体系也都有很大差异，互相有很强的独立性，也有很好的互补作用，应当长期坚持邓小平主张的一国两制。虽然在习近平治下，香港的司法体系被严重破坏，但还是可以恢复的。最终形成大陆内部多套执法体系，全国四套司法体系，为阻碍保皇党起到最后防线的作用。
（七）修订民法典。加强犯罪追索，并将无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尽量纳入民事考量，不给保皇党在经济上任何的生存空间。
这一点在国内目前讨论的也比较多，主要是探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形。如吉林市昌邑法院和河北张家口法院。
（八）修订人大组织法等和国家治理体系相关的法律。
应当承认，原先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虽然能对保皇党有一定的阻碍和约束，但在保皇党长达十余年的努力下，这些障碍还是被逐一拆除了，这说明仍然远远不够，无法应对极端情况。所以除了回归原先的法律，还要对其中的问题进行修正。当然在改革的同时，为了确保平稳过渡，要在尽可能小的改动下解决这些潜在隐患。
例如，在人大组织法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的人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的人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人选，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人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这些国家最核心岗位的人选全是由全国人大主席团提名的，并且没有任何其他的约束。这其实就导致谁控制了全国人大主席团，谁就能在短时间内将这些关键岗位全部安插上他的人马，实现改朝换代。在实践中要修正这一缺陷也并不难，只要在人大组织法中加上以下三条即可：
1，“主席团应在任期内合理安排提名频率，分别就以上人选进行提名。同一年份提名涉及不超过两个机关，避免同一年份提名过度集中。”
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当年度对候选人提名的指导精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当遵循。”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人选，由主席团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提名。”
这一修订简单来说就是错峰换届，领导权和管理权分离。
错峰换届相比集中换届对于约束人事权的好处是很明显的。因为保皇党所采取的措施，往往具有突发性，瞬时性，是违反正当程序的违法行为。例如在2012年的时候保皇党密集编造散步所谓319政变（详见《319政变是明显的谣言》319政变是明显的谣言 ），成功动摇了十八大的既定人选。在2017年密集查办团派、邓派人马，成功动摇了十九大的既定人选，并在2018年成功修宪删除任期限制。（详见《你所不知道的保皇党-温家宝》你所不知道的保皇党-温家宝 ）在2022年密集查办团派人马，同时利用疫情封控限制老干部的出行自由，甚至采取了欺骗的方式，在党代会搞两份人选（原定人选有胡春华），成功动摇了二十大的既定人选。
而反帝党不可能像保皇党做那么多违规突发的手段，所以在这种政变中应对总是不佳。
在制度上明确错峰换届，每年只能在两个机关实现换届，则能彻底解决这种隐患。谁当年搞政变，就算短期成功了，第二年也会被彻底反扑。这确保了即使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这些最核心岗位也不会被保皇党全部占据。而每五年集中换届的隐患在于，要反扑还要等五年，这中间又有许多变数，被肃清无力反扑的可能性较大。
此外，同一套班子之间的政治斗争通常在三五年内就会形成一个基本稳定的态势。而如果没有错峰换届，这一态势则很容易持续到任期结束。例如胡锦涛和温家宝，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的权力格局在第二任期的时候实际上是被强化了。而错峰换届可以引入新人，换位置，对于改变权力格局，避免僵化，是非常有利的。
错峰换届在80-90年代的时候其实就有实践。例如李鹏在1988年－1998年期间是总理，在1998年-2003年期间是人大委员长。而这期间的总书记都是江泽民。在1998年-2003年的时候总理变成了朱镕基。当时由于六四事件，所以意外造成了错峰换届这样的格局。而这一格局对于约束后期已蜕化为保皇党的江泽民帮助甚大，大大拖延了保皇党的夺权进程。
指导精神指思想、价值观、态度。在党确定指导精神后，人大根据指导精神确定的标准依照一定的流程对候选人进行提名，并对提名范围有一定限制。这一规定的好处则是将领导权和管理权进行了分离。当前总书记常可以以党的领导为由，对全国人大主席团的提名提出直接的要求。但是实际上领导权通常是发布指导精神、方针的权力，最多加上提级管辖的权力。具体的提名权其实是管理权。此外这种直接管理的权限也未写进人大组织法。而单纯按照人大组织法的话，人大主席团的提名又没有任何的约束。这种人事权的独占会导致很多问题。在世界上大多数的法制国家，核心岗位的人事权都是交叉验证的。一般是以一方提名，另一方审核通过这样的模式，将人事权分割给两个不同的机构以实现权力制衡。而中国特色的人大制度相比议会制也有其优势，上述模式也可以成功将人事权在人大和党委中进行分割。
此外，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崇左派叙事，对于根除保皇党也是至关重要的。毕竟保皇党是典型的极右分子，在左派的共产党内部，保皇党还不得不做大量的伪装。而在右派国家中，保皇党则通常会公然宣传自己的主张，此时如果皇帝不是虚君，则容易引发宪政危机。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左派上有绝对优势，所以如果中国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那么新的政党肯定是右派政党。而中国浓厚的帝制文化背景使得立宪与君主之间天然地存在着内在的紧张与深刻的冲突。这一点阙光联的《君主立宪在近代中国何以不可能》有明确的阐述。
结合中国在反帝运动中所遇到的重重困境，不断被保皇党反扑的情况，哪怕右派政党执政一段时间，都容易带来一定危险，众多反帝革命烈士的鲜血可能就白流了。中国最多只能容忍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右派执政，而不能容忍右派政党执政。
此外，充分吸取习近平的教训，明确退休年龄和最长任期。除中央委员会、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委员会这些确保执政稳定的领导核心外，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应当按照七上八下的原则退休。
（九）修订立法法。
目前的立法法对立法流程虽有一定的约束，但还远远不够，同时缺乏惩戒条款，因此导致违反立法法的立法事故频发。例如立法法规定了法律修订案要有前后对照，但此前相当多的法律公开征求意见是没有前后对照的，只有少部分有。如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国防动员法就没有前后对照。https://www.sohu.com/a/1020444601_121106842
此外，法哲学家朗·富勒（Lon Fuller）在《法律的道德性》（The Morality of Law）一书中总结了八项内在道德（或称程序自然法原则）：普遍性、公布性、非溯及既往、明确性、不矛盾性、可遵守性、稳定性及官方行为与法律的一致性。这些长期被法学界公认的原则可以被写进立法法中。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95%E5%BE%8B%E7%9A%84%E9%81%93%E5%BE%B7%E6%80%A7/5351709
（十）全面清理目前不符合立法法的法律法规，尽量缩小和减少授权立法范围，同时进行相关的立法。但在新的法律尚未通过前，原先的法律法规仍然有效，避免出现法律真空。
这一点在2014年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讨论过，张德江也很支持，结果后来因为保皇党不断壮大不了了之。
（十一）在意识形态上，修改歌颂皇帝的历史叙事，推崇反帝叙事，彻底根除保皇党在文化上的生存空间。
当前中文历史教科书在描述中国历史的时候，实际上都是沿用采纳了自秦始皇以来的歌颂皇帝的历史叙事。这其实是荒唐的。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就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5〕，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在新文化运动后，反帝叙事虽然在中国始终有一定地位，但对歌颂皇帝的历史叙事，并没有从官方正史中彻底移除，这是保皇党的再次兴起的直接原因之一。最近十年在保皇党的努力下，连宦官的评价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毛泽东是要为此承担主要责任的。要知道“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就是由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新青年》和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推翻满清和袁世凯经验的理论总结，当时的总书记还是陈独秀。而后来的向忠发，王明（代理），秦邦宪（博古），张闻天，都是没有问题的，没有称帝过。张闻天一直到1945年6月才卸任总书记的职位。而毛泽东是第六任总书记。
毛泽东本人对传统帝王十分推崇，喜欢自比秦始皇，批判陈独秀，明面上说是反托洛斯基，实际上是支持斯大林主义，想当皇帝。而毛主席万寿无疆之类的皇帝专属用语也非常多，所以这一任实际上是窃取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果实。之后的国家领导人都没有这些问题，到了第十二任又出了一个称帝的习近平，而且也是刻意模仿毛泽东的，所以说明毛泽东对反帝的危害确实是非常重的，对保皇党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十二任总书记，两任称帝的都和毛泽东有关。
在目前毛泽东等保皇党篡改过并以各种手段强迫别人承认的叙事下，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建立，对中国共产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时通过系统性批判抹除前任中共总书记，使得很多人感觉毛泽东就是中共第一任总书记（至少不了解历史的很多人会这么感觉）。
可实际上呢，毛泽东既不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也不是建立红军的人。南昌起义他不在，中共一大他也不在。论军事他比不上朱德、林彪等一众将领，论情报他比不过周恩来。而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有其必然性。因为中国国民党在蒋介石的清党下变成了极右翼，而中国需要一个左派政党来执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早的左派政党，人数也最多，所以最后只能是中国共产党来执政。这一点和毛泽东任中共领导人是毫无关系的。毛泽东本人在1946年初就非常自信能夺取政权了，而中共党内当时亦普遍这样判断。可见夺取政权是大势所趋，毛泽东是窃取革命果实摘桃子的。这个叙事就和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是一样的，根本不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叙事。只需要把那些被毛泽东等保皇党掩盖篡改并强迫别人承认的叙事恢复回来就可以了。在毛泽东之后，华国锋及时终结了文革，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主导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全面反思了错误，虽然成果最终被邓小平篡夺，但中国共产党还是有自我纠错能力的。这和苏联长期没有彻底清算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政策，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有本质不同。
此外，要彻底根除保皇党在文化上的生存空间，就要在对歌颂皇帝的历史叙事进行彻底移除。例如不再以秦始皇这种嬴政自夸的封号对其进行称呼，而应当直接称呼为嬴政。类似地，对清朝的第四位皇帝只能称呼弘历或爱新觉罗弘历，而不能以清高宗或乾隆帝的名义进行称呼，因为这些尊号都带有一定的褒义，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为皇帝歌功颂德。此外由于保皇党通常会遵循古代避名讳的规定，所以对皇帝直呼起名还可以有效识别保皇党。
日后和保皇相关的知名旅游景点，都可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以教育后人，在移除歌颂皇帝的历史叙事的同时，尽可能避免对当地的经济带来影响。
帝制在过去两千年深度融入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修改歌颂皇帝的历史叙事不能扩大化，只对所有和皇帝直接相关的歌颂叙事进行修改，不能扩张到其他方面，尤其是儒家文化。要知道春秋战国时期还没有皇帝，皇帝是嬴政灭六国建立秦朝之后才有的，秦朝奉行的也是商鞅，是坑儒的。原生的儒家文化和皇帝并无直接关系。至于后人篡改了儒家文化以歌颂皇帝，那是另一回事，但肯定不能让移除歌颂皇帝的历史叙事演变为对中华文化的否定。
（十二）加强信息安全。
信息安全指的是确保信息的自由和安全流动。严重危害信息安全的事件包括大规模的篡改、歪曲、捏造或者清除历史记录以及严重危害言论自由。我们分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几次重大的颠覆国家政权的事件，全部都和严重危害信息安全有关。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大规模的谣言和冤案，而在习近平夺权称帝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大规模的造谣事件，连319政变都是明显的谣言（详见《319政变是明显的谣言》319政变是明显的谣言 ）。再到目前又出现了张又侠和温家宝的一系列谣言（详见《张又侠是俄乌战争的核心支持者》张又侠是俄乌战争的核心支持者 和《你所不知道的保皇党-温家宝》你所不知道的保皇党-温家宝 ）。这些人信奉“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而19 世纪德国诗人、思想家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说过：“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烧人！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灭口！” 埃德蒙·柏克说过：“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造谣、清除历史记录以及采用各种软暴力禁止人们发声是保皇党的常用手段。
明确编造虚假信息和其他不当言论的执法标准，对转发评论等互动量以万计的造谣予以警惕能解决造谣的隐患，善用区块链技术能解决清除历史记录的隐患，而保障人们的言论自由则有赖于执法体系的全面改革。此外还要加强信息披露，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目前只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最终多管齐下方能有效解决危害信息安全的问题。
一个技术上应对不当言论的有效措施，是公开实名化的言论一律减轻处罚。因为大家用实名发言的话，发布不当言论的社交后果明显更重，因此在行政乃至刑事处罚上无论任何情况都一律减轻。明确这一点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确保言论自由。
此外，目前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兴起为维护信息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在立法上也要加强，例如可以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的生育调节变成生育核验，从生育源头避免未来出现机器人冒充人类落户的情况。
（十三）加强公众监督，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如推广目前二选一或三选一的满意度调查以对立法执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此外还要提高公民意识，让人人都参与到反帝行动中来。例如这十二条建议中的很多内容，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每个人都可以去辟谣，可以去备份，可以去公开发声，可以去推崇反帝叙事，还可以对立法执法的情况进行舆论监督。
在2012年的时候全国政协还有《关于在中小学开设公民教育课的提案》，此后由于保皇党不断兴起，也不了了之。
而在2015年的一个重要突破是在立法法中加入了“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的条款，这一改革对约束保皇党后续的法律修订有一定作用。
（十四）判决书公开。
2013年上线的中国裁判文书网是法制改革的重要进展，但在习近平称帝后遭遇了严重的倒退。目前上传裁判文书网的判决书数量和质量都出现了大幅下滑。
要解决这一问题，建议修订刑事诉讼法，加入以下条款：“
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均有权将判决书、庭审笔录、辩护书、起诉书及相关诉讼材料上传至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传三天后开始不得撤回，系统应自动告知各参与方、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被告方、被害人、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均可在三十日内行使技术脱敏权。各方均有权保留自己的姓名和其他可识别信息，其他方面不得遮挡。（自己是可以遮挡自己的，这是典型的法学里的反向解释。）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依法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其他敏感信息的内容进行脱敏。对于可识别信息和敏感信息以外的信息，依照宪法，应当进行公开。期满后，文书由系统强制自动公开发布。
”
因为宪法规定了，审判应当公开进行。而将这一规定进行扩张性解释，就是裁判文书一般是应当公开的。
（十五）收入分配改革。
公开HANK模型的核心调控目标。修订人民银行法。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改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或者农业生产队（但不可以是人民公社，因为这种政社合一的组织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格格不入，对反帝工作非常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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